编者：范曾是当世一流的艺术家、学问家，杜维明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他们都对中华文明进行着承载、阐释、传播、光大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范曾和杜维明两位先生就是当代的大儒。他们的对话是学术界的一个佳话。2010年 2月，由北京大学和北京电视台联合主办的一个电视节目《天与人》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即截取二人对话中关于中国艺术精神的一段话，以飨读者。

　　杜维明：范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大家，是在深厚的学养基础上创造艺术。他对中国经典文字之美特别欣赏。他有几句概括我不能完全记得，但我觉得是对经典之美非常传神的一种概括。他说中国经典之美是简约的、是高华的、是确实的、是朴直的，同时它也是圆融的、博大的。另外，他用到一个我不曾想到的词语，就是“深雄”，又深厚又有气派。

　　范曾：博大深雄、简洁高华，这的确是中国文字本身，带给我们文化人的无与伦比的稀世之宝。我们中国文字的确是一种很简练的文字，它的语言涵盖内容却是非常的丰富。

　　尤其在中国的经典，像《论语》、《孟子》里，要言不繁，可是说的事情很多。孟子在《梁惠王》里面讲：“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谓有世臣之谓也。”故国是什么？不是长了几棵大树，而是因为有人，“有世臣之谓也”。我们也讲，北京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谓有大师之谓也。杜先生来到北大，北大才是个北大，对不对？你说一个大的知识分子不是可以批量生产、论堆计算的。国家学术之安危，往往系于一两人之身。中国儒学走向世界，儒学之所以有未来，杜先生在这里面所起的作用极大。中国人讲话，的确有时候要言不繁。像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昌黎，他有时候一篇文章几十个字，照样很完整。苏东坡写文章，“行其当行，止其当止”，这又是中国文人一种潇洒的气度。这个孔子不讲过吗，“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个史和野，都不是中国的文人所需要的语言风格和气质。中国文人所需要的风度、气质和他语言本身都是统一的。其实人的气质之美，往往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张载文章写的非常之好，他曾经谈过人的气质问题。张载说人，有一个“本然之性”，还有一个“气质之性”，人的第一等重要的工作就是改变气质。改变气质从哪开始？他的语言是其气质最重要的载体。这人，典雅；这人，高华，这人，鄙俗。这个完全是内在的修为所使然。

　　有记载云，张载，他平时待人接物，不动声色的，以自己行动做无言之教。张载特别强调改变气质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个包含着语言、行为、动作。一个人走到我面前，我是很注重看相格的，这相格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看他皮毛外相。第二个要看他骨相，这个骨相又不是皮毛外相了。骨相之成，须几代人。最后一点看，风神如何。也许他的皮毛外相，骨相还都不行，可是呢，这个人有一道风神。这道风神把他一切都可以忽略了，这道风神是十分离奇的。刚才我们谈到梁漱溟先生，梁漱溟先生，当然杜先生非常熟悉的，见过很多次。我呢，仅仅见过一次。在人大会堂吃饭，他和我同一桌。他端坐那里，吃的很少很少。很瘦的一个小老头，危然端坐，巍巍然，大气象。我是一个艺术家，所以我经常从外相先判断一个人。先察其貌然后再听其言、再观其行，子曰：“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杜维明：这使我想起了“身教”，身教就是以身体的行为来传达信息，也就是无言之教。实际上，身体本身也可以显示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包括他的行为方式、他的态度和他的信仰。在西方的美术中，大概从希腊以来，对人的描绘多半是描绘人的自然特征。但是，我的一位老师徐复观先生曾经提到，中国传统艺术中对人的描绘是从了解人的风骨、气象入手的。这种描绘人的方式也逐渐渗透到我们对于文体的了解、对于诗的评价，乃至对于艺术的欣赏中。这些词汇多半是没有办法翻译的，像气韵生动啊、风骨啊、神髓啊，非常难翻译。很可能这是代表中国思想的特色，这种特色和西方从自然来发展出来一套语言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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