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乾隆京城全图》发现大兴县城隍庙

    如此说来，大兴县署早在民国时期便搬离了大兴胡同，那么原来的县署情状如何？现在是否仍有遗存呢？笔者在走访中发现，大兴胡同平直规则，多深宅大院，并没有想象中高大威严的古代衙署，但胡同中段路南的一座山门式建筑，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大兴胡同在这里与南侧的文丞相胡同相通，形成一丁字路口。该建筑面阔三间，灰筒瓦硬山顶，中为门道，上方拱券雕刻五条祥龙，两侧各有一石联，上书“阳世奸雄违天害理皆由己，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并标记“大清同治十一年岁在壬申孟夏恭录”、“邑中后学姜伯麟薰沐敬书”。这座建筑显然不是普通民宅，那么它是否就是大兴县署呢？

    笔者借助《乾隆京城全图》解开了这个谜团。从《乾隆京城全图》三排4列看，当时大兴胡同的格局基本得到保留，其中胡同中段路北的一组建筑，庭院开阔，进深较大。再查阅《光绪顺天府志》，内中云“大兴县治，在安定门迤南教忠坊，南向”、“大门至署宅，共六层。土地祠、监狱，并在大门内”。比照此书记录的大兴县署座向及规模，图中大兴胡同中段路北的这组建筑，基本可以断定就是大兴县署。回想走访时的所见，其位置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由此大致可以推断，大兴县署在解放后被接管，近年拆改为大楼。

    那么，胡同中段路南的那座建筑又是什么呢？笔者开始从这座建筑的形态入手，希望能得到更多信息。从外观看，该建筑颇似一座寺庙的山门。这时，笔者突然想起了曾阅览过的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移建昭显城隍庙碑记》。据此碑帖记载，大兴县的城隍爷，自明代以来一直委身在县署头门西壁的一间小屋里。清同治九年(1870年)冬，有个叫刘永怀的人，集资在县署的“坤方”购置了一块南北长二十六丈、东西十三丈的空地，用来兴建大兴县的城隍庙，两年后大功告成。在八卦中，坤方代表西南，这座建筑和县属的方位关系，正与碑中的描述相吻合。而碑中关于大兴城隍庙竣工于同治十一年的记载，又与山门式建筑楹联上注记的时间为同一年。笔者由此二者推断，这组建筑即大兴县城隍庙。其动工之时已是清代后期，绘制于乾隆年间的《京城全图》未作指明，也并不奇怪。

    在民间信仰里，城隍是城市的保护神，各地百姓一般把对当地有特别贡献的正人君子奉为城隍，如北京的于谦、杨继盛，上海的秦裕伯等。由于唐代以来形成的城隍神，与地方官分司阴阳的观念，双方在地理上也分庭抗礼。联系一下山门上楹联的内容，把大兴县城隍庙建在大兴县署对面，似乎也有警醒当政者的用意吧。历史上北京城内的城隍庙，主要有都城隍庙、江南城隍庙以及大兴、宛平两县的城隍庙等。其中都城隍庙创建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所奉主神被封为护国保宁王，在各地城隍中地位最高，由元至清一直香火不断，但只有一座寝殿保留至今。而江南城隍庙、宛平县城隍庙皆已被拆改，建筑格局保存最完整的唯有教忠坊内的大兴县城隍庙了。

    ■当时兴师动众的城隍出巡

    明清时期，京城里有城隍出巡的习俗。所谓城隍出巡，即大兴、宛平两县的城隍前去拜见都城隍。农历五月初一(一说四月二十九)，是大兴县城隍出巡的日子。每逢此日，大兴县众都要举行一套具有宗教意味的仪式。

    出巡之时，城隍塑像端放于舆轿之上，八人抬轿。许下心愿的信众，则扮成各种角色，与轿随行，作为还愿。这些人有挥扇的，有牵马的，还有的打扮成罪人的样子，披枷带锁前行。这些枷锁虽轻，但据说都是从衙门借来的真家伙。许了大愿的那些人，伸平双臂，用铁钩穿过皮肉，钩上悬灯，据说心诚则不觉疼痛。虽然实际上铁钩挂肉并不太深，而且灯下端有红绳与手指相连以分担重量，但听起来还是让人有些头皮发紧。钩肉悬灯的“勇者”不光是男人，还有女子。清朝有竹枝词唱到：“可怜多少如花女，爱作披枷带锁人。”还有人扮成衙役、鬼差的样子，敲鼓鸣锣，排场与知县出行相当。沿途百姓纷纷送上茶水，或焚香恭迎。

    城隍见毕都城隍归庙，才能开庙降香。塑像安放后，许愿者跪于阶下，“由一人唱名说某某人当堂开锁，于是即有人为之开锁去枷，脱去罪衣罪裙，愿心已了，方可安然回家。又对助善人说某某人当堂释放，于是牵马打扇提灯诸人亦有了交代。”五月天气已经较暖，而仪式每次要持续一整天，参与者往往挥汗如雨，疲惫不堪，但因在精神上能获得一些解脱，身体上的劳累也可以暂时忽略了。

    清末，步军统领、肃亲王善耆下令禁止城隍出巡，这一套仪式方告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