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京旧城第二批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张自忠路北历史文化保护区，南起张自忠路，东抵东四北大街，北至香饵胡同，西达交道口南大街。明代时，这里属教忠坊,清代分属镶黄旗、正白旗,民国时期划入内三区。这里有不少市、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像段祺瑞执政府、欧阳予倩故居、和敬公主府、孙中山逝世纪念地，都是人们比较熟悉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旧迹，因较为隐蔽或形状已失而鲜为人知。

    在全国进行的第三次文物普查时，不少地区都有新发现文物、古迹陆续上报。但近邻北京市文物局的“大兴县”城隍庙形体犹在，额联清晰，却仍无人问津。而相去不远的宝泉局，虽然已不见旧时模样，却发生过颇有趣味的故事，不妨念叨念叨。

    ■明代北京三十六坊当中，已知现存的只有“教忠坊”这一块匾额了

    “教忠坊”定名于明代。初时，刻有坊名的石匾，悬挂在文天祥祠的二门上。清道光年间祠堂重修，将匾改砌于大门屏壁。其后不过百年，此匾竟已沦为享堂角门阶石，直到1937年才被“旧都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发现。“教忠”二字正好贴合了当时国人企盼能有忠诚之士挽救危局的心愿，于是将石匾嵌于享殿西壁，供人瞻仰。而坊名的由来，还真和文天祥的事迹有关。

    南宋末年，蒙古军队一路狂飙南下，势如破竹。大元丞相伯颜率军兵临临安城外的皋亭山。宋朝皇室匆忙中晋升举兵勤王的赣州知府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派他去跟伯颜和谈。文天祥希望借此机会探明敌营虚实，不料却被伯颜扣押，解送大都途中才在义士协助下逃离虎口。他整编了残部，继续与蒙古军队作战，虽小有胜绩，毕竟无力回天，最后被俘于五坡岭(今广东省海丰县)。

    押解到京后，文天祥被囚禁在兵马司土牢。元世祖忽必烈召见他时，文天祥只行作揖之礼。兵士用重锤击打文天祥的膝盖，他仍然不肯下跪。忽必烈以丞相之位诱降，文天祥称自己身受宋朝三代皇帝厚恩，与其当元朝的官，还不如一死了之。没过多久，文天祥在大都柴市(今府学胡同附近)就义。时人在其衣带中发现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明初，大兴县学(后改为顺天府学)内建起了文天祥祠，后列入国家正祀，每年春秋两季都有祭祀。府学是培养国家人才之地，“忠”是诸多教化中的重要一项。明代有人视文天祥为忠臣楷模，微子、比干等人的风骨存于他一人之身，“自古亡国之臣未有如公之烈”。景泰年间，朝廷赐文天祥谥忠烈，后将此地定名教忠坊，以此训导后学“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

    ■明清时大兴县到底在哪里

    教忠坊内的大兴胡同，西起交道口南大街，东至细管胡同，因明清两代大兴县署设立于此得名。这里所说的大兴县，就是今天北京南郊大兴区的前身，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如何？大兴县的治所何时迁到现在的黄村卫星城？明清大兴县署是否还有遗迹？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前往大兴胡同探寻。

    大家都知道大兴的西瓜最好吃，北京人在烈日当头或闷热难耐的时候，最惬意的事情莫过于来块儿脆沙瓤的冰镇西瓜。吃了这么多年大兴的西瓜，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先的“大兴县”却不在今天的地界，而且是不产西瓜的。

    大兴，意为弘大兴旺，金代就已经作为北京的行政区划名出现了。当时的北京被称为中都，内分两县，东为大兴(原来的析津县)，西为宛平。元代在金中都的东北郊另建新城，即元大都，仍由大兴、宛平两县分管地方事务，明清沿袭。两县的辖区以北京城中轴线为界，包括城区和近郊。明代嘉靖年间修筑外城，大兴县界跨过南中轴线，向西到现在的南新华街，号称“天下首邑”。

    地方上的县太爷通常是七品，大兴、宛平的知县却要高一级，为正六品。作为父母官，两县知县的权责颇为繁杂，断案、征税、选官、教育、祭祀，哪样儿都不能松懈。此外，虽然官阶高了一品，但这官做得风险也大。明清时期，皇亲国戚、重臣权宦多在大兴、宛平置有产业，知县有一点照顾不周，丢官还是小事，掉脑袋也说不准。当时有句谚语，说是“宛平城里做知县——跪着的差事”，估计大兴县令的境遇也是差不离。但总有不肯摧眉折腰的，明朝嘉靖年间的大兴县令胡来缙就是个难得的清官。他对担这份差事的难处看得明白，但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得失不是一时可以计较的。胡来缙在任三年，不徇私情，秉公执法，连权贵也要怕上几分。

    明洪武年间，大兴县署定址于后来的教忠坊界内，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才迁往南苑大红门，解放后基本确立了大兴县现在的辖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