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南方周末》刊登了天津大三学生俞江的来信，他在信中说，“我们学校有许多日本留学生。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他们的课表，课程有书法、京剧、太极……我好羡慕他们，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机会接触这些——小学没有条件，初中没有精力，高中没有心思——到大学什么都有了，但学校把机会都给了留学生。万一有天跟日本友人谈论京剧，也许他懂得比我还多呢！”（南方周末4月28日）
      这一封短信，读来令人五味杂陈。作为中国学生，居然从小到大接触不到“国粹”，这是谁之过呢？
      是大学的责任？也许看完这封短信，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大学有些崇洋媚外，不给学生开书法、京剧和太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我所知，一些大学早几年就开设了这样的选修课，以及相关的社团，可是选择这些课的学生相当之少——少得不能正常开班；社团活动也苦苦支撑——每次活动的“票友”极少，连举办者也灰心丧气。我还曾经听到一所大学文学院的教授抱怨：开座谈会时学生们建议，要多开人文、社科等通识课程，可是，当这些课程真开出之后，就连直接建言者也忘了自己当初的“建言”。大约在五年前，复旦大学进行教育改革，设立“复旦学院”，让学生们在六大平台上接受通识教育，但媒体的调查显示，对于一年级学习“无用”的通识课程，不少学生很困惑：难道学这些有利于更好就业？
      在今天的大学，在就业的压力下，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都更关注技能教育，通识教育已被冷落——从功利、职业角度看，教育确有双重功能，一方面是功利的、职业化的、技能化的教育，此即技能教育；另一方面则是非功利的、非职业化的、非技能化的教育，此即通识教育。技能教育可以帮助受教育者掌握职业所需知识和技能，而通识教育却能提高一个人的素质以及发展潜能。一般而言，作为大学，应该重在培养学生的基本能力与素质，作为高职高专，则强调学生的就业技能培养。如蔡元培先生1917年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所言，“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从学校看，在就业率指标的逼迫下，几乎所有大学，不管是985高校、211院校，还是高职高专，都以就业为导向办学，通识课程被大幅缩减，增加的是技能课程、实践课程和实习环节，而这种调整，还被认为是“教育创新”。从学生看，一上大学，耳闻目睹大学生就业的严峻形势，所思所想就是今后找一个怎样的工作，并为找到这样的工作“做准备”，所以，普遍在学生中存在“工具课程热”（英语和计算机的学习占了不少大学生大学生活的过半精力）、“考证热”（统计显示，针对大学生的证书有上百种）。而不少专家，也告诫大学生，要成为职场的红人，在大学中实习是第一要务——这从根本上颠倒大学生角色的建议，还受到学生们的热捧。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大学中，给留学生的国粹课开得轰轰烈烈，而国内学生却无缘了。对于留学生，大学没有安排其就业的压力，所有安排课程尽可能针对留学生的需求；而留学生到中国留学，了解中国文化是一个重要目的。
      证书化学习、工具化学习和功利化学习，贯穿于我国学生求学生涯的始终——在高考制度之下，中小学的学习目标是为升学成功、考上大学，学校和学生关注的是高考主科，其他的都是“副科”和“豆芽课”，不但课程地位低，连任课老师也不受待见，所谓“上大学有用，读书无用”；大学的教育目标就是让学生顺利就业，怎样便于就业怎样开设课程，有的大学甚至把大四变为“就业年”，不安排教学内容，发动学生离开学校去赶招聘会场子就职，所谓“就业有用，读书无用”。这种学习，读书的价值被严重扭曲，培养的就是工匠，而无法孕育出杰出的创新人才，更遑论大师级人才。
      教育何时走出工具理性，淡化功利色彩，才可能回归教育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本质，而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能真正对准人本身，发展受教育者的个性和兴趣，给每个受教育者健康的身心与健全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