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里设立高规格的学术讲座，既对讲者表示敬意，也给听众一番惊喜，在我，这念头由来已久。最初的灵感，竟来自一册小书。30年前，在广州中山大学念书，很喜欢花城出版社刚刚“内部发行”的《小说面面观》（1981）。英国著名小说家、批评家福斯特的这本书，是我进入“小说研究”最初的向导。那时书少，读得仔细，“导论”里有一段话，引起我的兴趣：“这个讲座与‘三一学院’的教授威廉·乔治·克拉克有关，没有他，我们今天就无缘相聚于此，为小说作面面之观。……根据他的遗嘱，剑桥大学每年为他举办一个讲座，讨论‘乔叟以来某一时期或数时期的英国文学’。这就是我们今天得以聚集于此的原因。”此后，阅读各种译作，有个小小的“发现”——专家撰写视野宏阔的“小书”，往往是应某荣誉讲座而作。

　　1991年初春，我得到一个机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做四个月研究。没有具体任务，除了读书，就是逛各种新旧书店。带回来的港版书中，包括若干种中文大学出版社刊行的“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如狄百瑞的《中国的自由传统》、杨联陞的《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等。这个由“新亚学术基金”支持的系列讲座，每年邀请国际著名学者来校，作系统性演讲，为期二周至一个月。1978年首次开讲，请的是新亚书院创办人钱穆；至今出场的21名学者，都是大名鼎鼎：英国的李约瑟、日本的小川环树、美国的狄百瑞、中国的朱光潜等。依我浅见，好大学都该设立类似的讲座。与厚重的专业著作不同，此类讲座或占据学术前沿，近乎“思想的草稿”，或关乎社会人生，探究“根本的问题”。因采用公开演讲的方式，必须考虑听众的趣味及接受能力，往往宗旨明确、深入浅出，超越了今日大学校园里壁垒森严的学科边界。

　　又过了15年，我任教的北京大学终于挤出经费，允许各院系外请教授，开设一学分的课程（八讲）。经我手完成的，就有哈佛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王德威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黄子平教授的“文化研究：鲁迅作为方法”、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主任何碧玉（IsabelleRabut）教授的“城市文学与异国想像——比较文学视野里的汉学研究”，以及波士顿大学东亚系叶凯蒂教授的“近现代娱乐文化的兴起与社会变革”。此类课程虽好，但有个缺陷，受现有学科限制，无法放开讲，且经费不太充足，常常捉襟见肘。

　　很长时间里，北大办学经费拮据，只能凭教授的个人能力，东拼西凑，弄出些不太连续的“系列讲座”来。在我熟悉的人文领域里，乐黛云先生最为擅长此道，其创办比较文学讲座，几乎像变戏法一样“无中生有”。小而美的“北大学术演讲”丛书（乐黛云、张文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前十几种都属此讲座，而后几种来自“汤用彤学术讲座”，也与其不无关联。由“系列讲座”而“演讲丛书”，乐先生等做得风风火火，嘉惠诸多北大学子及读书人。只是因没有固定经费，很难持之以恒。

　　出任中文系主任后，很想追摹先进，以尽可能优厚的待遇，邀请国际上杰出的学者到北大来，以系列讲座的形式，传授其人文理想及学术成果。如此理念，学人大都赞赏；但实行起来，非有特殊经费支持不可。于是，利用百年系庆的机遇，我请系友黄怒波（中坤集团董事长）捐资，创立了此“胡适人文讲座”。

　　说到这里，马上会被追问：“讲座”为何是“胡适”。先退一步想，还有什么更合适的？叫“孔子论坛”、“屈原讲座”或“莎士比亚大讲堂”，都有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命名的原则是：必须与北大中文系百年风云有关联，且能凸显自家学术传统与精神风貌。对于北大中文系来说，新文化运动是我们迅速崛起的关键，其中蔡元培居功厥伟。那为何不选蔡校长？原因是，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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