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要说以“胡适”命名此讲座乃别有幽怀，也并非毫无道理。作为北大人，我对适之先生有一种歉疚感。翻阅上世纪50年代三联书店出版的八辑《胡适思想批判》，不难明白当年的批胡，重头戏多由北大人主唱。正因为胡适的根基在北大，在当局看来，批胡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北大人是否愿意划清界线。可想而知，与胡适有过交往的学者，其承受压力之大。今日力倡思想独立、精神自由者，必须设身处地，方不致持论过苛。1998年，北大借百年庆典之机，重提“老校长胡适”，这已经跨出了一大步——此前，我们只肯定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有感于此，我为北大出版社适时推出的十二册《胡适文集》撰文，称：“谈论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胡适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在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等诸方面，适之先生都曾发挥巨大作用。但尤为难得的是，其始终保持‘建设者’的姿态。与充满激情的‘革命’相比，强调‘建设’，自是显得‘黯然失色’。适之先生利弊参半的‘平实’，既受制于性格、学识、才情，但也与这一‘建设者’的自我定位不无关系。可建设者的力求‘平实’，不等于墨守陈规、维持现状，更不等于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读北大版的《胡适文集》，更证实了我的这一感觉。”（《建设者的姿态——读北大版〈胡适文集〉有感》，1999年3月10日《中华读书报》）

　　2003年秋天，安徽教育出版社完成了《胡适全集》的出版工作，我力主将新闻发布会定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的阳光大厅。为此，我专门给许智宏校长打报告，称：“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博士（1891—1962），乃近百年中国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乃至政治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正因其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极大，褒贬毁誉集于一身。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界开始重新认识胡适。20年间，整理出版了许多胡适的选集或文集，给研究者以及广大读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考虑到胡适著述甚多，收集不易，从1992年起，安徽教育出版社集合全国诸多学者，历时十年，终于完成了包括中英文论著、创作、日记、书信、译文以及未刊稿在内的约两千万字的《胡适全集》。这套四十四卷的《胡适全集》的出版，既是对于先贤的最好纪念，也给学界了解二十世纪中国，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史料。考虑到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与北京大学的特殊因缘，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作，将于2003年9月18日在燕园召开‘《胡适全集》出版暨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为什么不拉一杆更招风、更显眼的大旗，竟以小小的“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牵头，是深怕给学校惹麻烦。不过，事后有关领导告诉我：这点小计谋根本没用，若是出了问题，北大还是脱不掉干系的。据说学校领导专门为此开会，并当机立断，不仅同意开会，还委托许校长出席。那个会上，无论是北大的许智宏校长、季羡林教授，还是职务在身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选、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等，都做了十分精彩的发言。台湾“中央研究院”诸多学者参加，深受感动，还以中国大陆学界“为胡适‘平反’”为题大做文章。可这边的主流媒体，基本上保持沉默，我检索了一下，相关报道仅在《高校社科信息》、《中国图书商报》及《安徽日报》上出现。

　　不鼓励，也不压制，这就行了。由于众多学人的长年努力，胡适早已恢复名誉，北大上下不再对其心存芥蒂。中文系设立“胡适人文讲座”，并未遇到任何障碍。因此，当媒体询问此举有何“内幕”时，我感谢他们“拔刀相助”的好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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