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又一年冬去春来，到了九十年代，探望大舅爷终于有了可能。1998年5月我们赴夏威夷去看望他老人家。此行共6人，其中有大舅爷的侄子、天津市政协委员张鹏举及夫人吴量绩，还有我和我的丈夫——清华大学工程师于杰。

我们于5月30日抵达夏威夷，5月31日上午参加中华基督教会在教堂为大舅爷举办的生日感恩会。这次来祝寿的人很多，有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先生和夫人吴克良女士、东北大学前秘书长宁恩承先生及女儿宁克嘉女士。

大舅爷上午9时来到教堂，气色很好，精神健旺，微笑着和大家打招呼。赵一荻女士因不久前手部摔伤，大臂还绑着绷带。见到老夫人带伤出席感恩会，大家又高兴又担心。来自世界各地的亲朋故旧纷纷走上前向他们表示祝贺与问候。

6月2日上午，在希尔顿饭店我们再次拜见了大舅爷，他乘轮椅来到我们中间。见到大舅爷我十分激动，几代人的心愿，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大舅爷以长辈身份坐在轮椅中接受了我们的鞠躬和跪拜。我们向他老人家报告了家中的情况：先说姥姥和二舅爷十分想念他，嘱咐我们一定要来看望他，又说了四舅爷、八舅爷、二姨姥、四姨姥的情况。张鹏举说：“大爷，我爸爸临终前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在西安事变后见到我哥哥’，告诉我‘无论如何你也要去见大爷一面’。”我还特地带去了姥姥张冠英的照片。大舅爷关切地问起我姥姥的情况，随后又问起家中其他亲人的状况，亲切地和我们叙家常。他老人家身体硬朗，思维清晰，对往事记忆得很清楚。大舅爷与在中国大陆的兄弟姐妹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十分关心他们的情况，他听得很仔细，还不时插上一两句话，言语中流露出他对大陆亲人们的关心与思念。

此次赴美前，东北大学的老校友邱琴先生托我给大舅爷带去一封信和一本《东北大学史稿》，他收下后，仔细地翻看了东大校史，表示要收藏起来。他对东北大学十分关心，每年都亲自接见东北大学的来访者。通过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我感觉到大舅爷十分关心东北家乡和亲人以及旧部、学生们的情况，大舅爷对祖国大陆的事情了解得比较多，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消息闭塞。

在谈话中我还说到我的儿子于泓很想来拜见他老人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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