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各方面都不一样了。那是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一种生存自由的紧迫感，让人不能懈怠。这是大环境。从在长沙开始直到抗战胜利，不断有学生投笔从戎。学校和民族命运是一体的，据联大校史载:先后毕业学生三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奔赴抗日前线和留在学校学习，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冯友兰先生曾在他为学校撰写的一次布告中对同学说:“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捍牧圉？”不论是直接参加抗日还是留校学习，“全国人士皆努力以做其应有之事”。前者以生命作代价，后者怎能不以全身心的力量来学习？学习的机会是多少生命换来的，学习的成绩是要对国家的未来负责的。所以联大师生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从未对教和学有一点松懈。一九三八年，师生步行从长沙经贵阳，跋涉千里，于四月二十六日到昆明，五月四日就开始上课。一九四二年以前，昆明常有空袭，跑警报是家常便饭，是每天的必修之课。师生们躲警报跑到郊外，在乱坟堆中照常上课。据联大李希文校友(现任云南大学外语系教授)记忆，冯友兰先生曾站在炸弹坑里上课。这表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废墟里也要上课。

    西南联大的子弟从军旅者也不乏人，这体现了父辈的爱国精神。梅贻琦先生之子女梅祖彦从军任翻译官，梅祖彤参加国际救护队；冯友兰先生之子冯钟辽、熊庆来先生之子熊秉明、李继侗先生之子都参军任翻译官。当时，梅祖彦、冯钟辽都在联大二年级，未被征调，他们是志愿者。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刻录了参军同学的名字，但因当时条件限制，未能完全收录。在这里，我愿向碑上有名或无名的所有参军的老学长们深致敬意！

    我的母校联大附中属于联大师范学院，为六年一贯制，不分高中初中，有实验性质，计划要将中学六年缩短为五年，但终未实现。因为学校是新建的，没有校舍，教室是借用的，借不到教室，就在大树底下上课。记得地理课的“教室”便是在树下。同学们各带马扎(帆布小凳)，黑板靠在树上。闫修文老师站在树下，用极浓重的山西口音讲课，带领我们周游世界。课后我们笑闹着模仿老师的口音:“伊拉K(克)、K(克)拉K(克)”。伊拉克现在是人所共知的了，但克拉克在什么地方，我却不记得。下雨时，几个人共用一柄红油纸伞，一面上课，一面听着雨点儿打在伞上，看着从伞边流下的串串雨珠。老师一手拿粉笔，一手擎伞，上课如常。有时雨大，一堂课下来，衣服湿了半边。大家不以为苦，或者说，是不考虑苦不苦的问题，只是努力去做应该做的事。

西南联大的精神

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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