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一条鞭法的改革并不始于张居正，《明史》食货志述其始末称，“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清初任源祥则说：“天下有不得不条鞭之势，张江陵不过因势而行之。”（《清经世文编》卷29）土地兼并、隐漏和农民大批逃亡、起义反抗，使旧的赋役制度已无法再维系下去；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又为一条鞭法的实施提供了客观条件，变革旧法成为大势所趋。早在嘉靖年间，一条鞭法曾在局部地区试行过，但因触犯豪强地主利益，部分堵塞了贪官污吏从中渔利的机会，遭到强烈反抗。张居正在万历四年（1576年）于湖广地区试行一年之后，才逐步向北推广，最终挫败保守派的阻挠，于万历九年将一条鞭法定为正规赋役制度颁行全国。

　　新法按田地多少征收赋役，使政府从掌握大量田地的地主手中增加税收，又使无地、少地的贫民和工商业者减轻了负担。简化手续的征收办法，限制了豪强地主舞弊瞒漏和胥吏里甲层层盘剥，减轻了农民额外的负担。以银代役、计亩征银的规定，削弱人身依附关系，有利于稳定农业生产，并使得大量农产品流入市场，从而刺激了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客观上起到了“视田如陷阱，是以富者缩资以趋末”（《隆庆实录》卷7）的引导作用，促进了城镇手工业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

　　一条鞭法的推行，“一举而官民积重之弊皆反”（《郑文郁：《经国雄略》卷1），成效立见。史载，“自正（德）嘉（靖）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明史·张学颜传》），以至“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两）”（《明史纪事本末》卷61）。

四、身后毁誉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宿疾复发，阖然长逝。伺机而动的保守派群起反扑，他们怂恿年龄渐长、对权相劝教约束早怀不满的明神宗下诏削夺张居正官秩，抄没其家。张居正长子敬修被逼自杀，家属饿毙十数人，名将戚继光以及对治河做出重大贡献的潘季驯等“居正诸所引用者，斥削殆尽”（《明史·张居正传》），考成法和限制官员特权等制度、法令相继被废除，十年改革毁于一旦。

　　张居正变法，“务在强公室，杜私门”，“利于下而不利于上，利于编氓，不利于士夫”（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80），必然触动豪强权贵以及贪赃枉法腐败官吏的权益，生前便招致强烈反抗，浮言私议、怨谤攻讦四起，甚至他革除皇帝冬月普赐朝臣貂皮帽旧例的举措也被指责是因为自己“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万历野获编》卷9）。在推行丈田均粮改革中，“诸王孙遮道而噪，诸酋长抗疏而陈，诸军士荷戈而哄”（《答山东巡抚何来山》），张居正断然下令“但有抗违阻挠，不分宗室、官宦、军民，据法奏来重处”（《万历实录》卷112）。对于身后结局，张居正生前并非没有料到；但为了变法图新、济世救民，“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书牍》卷12）。他把自己看作是“耿耿于迅飙之中”的“孤焰”，甚至“自知身后必不保”，却毫不退缩，反而加快改革步伐，一再嘱告：“诸公宜及仆在位，做个一了百当。”（《书牍》卷13）

　　张居正实施的一些新政虽被废止，明王朝大厦将倾的颓势也非他寸石孤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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