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分析董其昌引禅入书画产生的影响。董其昌拿禅宗思想比附书画,虽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人们对董其昌是否是山水画“南北宗”论的首倡者身份问题也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对于这一书画学术史上最大的公案,我们应该采取“参活句勿参死句”的思维方式来对待。董其昌引禅入书画的做法,不但提高了文人画在画史上的地位,扭转了明末清初画坛上的甜熟习气,而且对晚明之后山水画的理论和创作实践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得到康熙、乾隆的大力推崇,董其昌一系书画开始从民间走进宫廷,直接参与政治,影响审美趣味。总之,董其昌对晚明以来的绘画影响巨大,这为人们重新认识绘画,选择师法对象,定位审美态度与艺术风格起到提供重要资讯与示范的作用。压题图片为董其昌的《泉光云影图》
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研究
——《中国诗经学史》成果简介
山西大学刘毓庆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诗经学史》(批准号为02BZW025),其最终成果为专著《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课题组主要成员有:郭万金。
作为“五经”之一的《诗经》,其与其余四经最大不同在于它具有“诗”与“经”的双重意义,同时又是与周代礼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周代礼乐文明的载体,也是周代礼乐文明制度的产物。关于《诗经》的结集,众说纷纭。考之历史,参之经文,《诗经》在成书过程中,至少进行过三次重大编辑整理:第一次编辑在周宣王时,所结皆为典礼用诗,即所谓之“正经”部分;第二次编辑在平王时,所续主要为“变雅”及“三卫”;第三次为孔子手定,主要增“变风”部分与鲁、商二《颂》。
《诗经》的本质是文学的,由文学而转向经学,这是《诗经》学史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大转折,它经过了由“诗”而“经”而“经学”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赋诗言志”,即诗以文学的灵动性出现在会盟燕享的春秋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关注的是“诗”作为“文”的一面——“诗”可以使语言变得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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