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生动而逼真地表现出了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的性格与中国人的智慧，有着极其高明的情节构建手法 
　　小说是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来表现生活的，故事又是由人的行动来构成的，而人的行动则由人的动机与人的性格决定的。因此，小说家的主要任务是写人。若能刻画出生活中人的真正心理、真正性格，就是一部好小说。
　　为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名列《红楼梦》之后？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描写人的水平远不如前者高明。《三国演义》、《水浒传》所写的人物大都与生活中的真人有一定的距离，他们的品性比起生活中的人要简单得多，即如《三国演义》，仁者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做到了极顶；义者则能在两军的生死决战中放走敌酋；智者更是无与伦比，料事如神，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勇者在长坂坡一声断喝，竟能使敌兵倒退数里，并吓死敌将。这样的描写无疑加入了作家许多想象的成分。《西游记》属于神魔小说，其人物自然与生活中的真人距离更远。《红楼梦》不是这样，书中的人物都是活生生的真人，其音容笑貌、举手投足、所思所想，无一不是生活化的。不仅如此，这些真人属于真正的中国人，只有中国人才会那样想、那样做，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说说林黛玉。自从母亲(贾敏)去世以后，黛玉在家“上无亲母教养，下无兄弟姊妹扶持”，于是投奔外祖母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心理上的自卑造成她“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言行极为小心谨慎。比如邢夫人留她吃晚饭，她婉言谢绝道：“舅母爱惜赐饭，原不应辞，只是还要过去拜见二舅舅，恐领了赐去不恭……”这既表明了对邢夫人的尊敬和感激，又表明了自己顾全大局礼节，说明她待人接物处处留心；再如在王夫人房中，她不接受王夫人让她东坐，因料定那是贾政之位，是绝不应该坐的，便向挨炕的椅上坐了；在贾母房中吃饭时，为座位事黛玉更是推让了一番，直到贾母做了解释，她才肯入座。这又不是一般寄人篱下的女孩子能做得到的，只有在中国上层社会家庭中经过长期礼教的大家闺秀才能有这样的行为。自卑的心理与体弱多病的生理，造成了她极度敏感的性格，常常在一些别人看来平常的事情中受到很深的伤害……庚辰本眉批道：“此书如此等文章多多不能枚举，机括神思自从天分而有。其毛锥写人口气传神摄魄处，怎不令人拍案称奇叫绝。” 

　　再说贾宝玉。贾宝玉一出世，家庭就给他安排好了一条通往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道路，这也是所有中国封建贵族给其子孙安排的所谓“正道”，但由于他从小被贾母骄纵，一直“在内帏厮混”，很少与外界交往，因此没有像贾珍、贾琏那样沾染那么多恶习，正规的封建教育也接受得不多，还保持着一颗比较纯洁的童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看到了封建贵族家庭内部勾心斗角和腐朽糜烂的生活，深感厌恶，觉得这种人生道路毫无意义。于是，对于作为仕途敲门砖的“四书五经 ”没有兴趣，倒爱阅读《西厢记》、《牡丹亭》之类张扬人性的书籍。
　　他鄙夷那些热衷于功名利禄之人，自然被家长们看成是“不肖的孽障”，深感绝望的父亲贾政气愤得竟要把他打死。他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是没有幸福可言，心中常充满着悒郁与悲凉。他的这份痛苦只有在和女孩子的交往中、在她们清纯的笑声中才能得到缓解。他由衷地感叹道：“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然而，在细密地观察了一些事情后，他发现，女孩儿也并非人人都是一样的可亲可爱。几乎所有的人都能为了眼前或未来的功名利禄做出害人的勾当。他彻底地绝望了，觉得这红尘世界就是一个肮脏的粪坑。于是，决然地出家，去寻找那能让心灵不受污染的净土。
　　小说真实而生动地摹画了像黛玉、宝玉这样生活于中国古代上流社会的贵族青年，那么，下层的中国人在小说中又是什么样的呢？
　　曹雪芹对市井小民的刻画一样入木三分。第二十四回写贾芸为了谋求一份差事，想给凤姐送些礼，便到舅舅卜世仁那里想赊几两冰片麝香，却吃了吝啬舅舅的一个闭门羹，只好起身告辞。卜世仁便虚让了一下：“你吃了饭去吧——”谁知他娘子却把此话当了真，反应强烈：
　　“你又糊涂了！说着没有米，这里买了半斤面来下给你吃，这会子还装胖呢。留下外甥挨饿不成？”卜世仁道：“再买半斤来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儿：“银姐，往对门王奶奶家去问：有钱借几十个，明儿就送了来的。”
　　明明是对穷外甥下逐客令，却在埋怨丈夫中表现出“心疼外甥”；明明是不让外甥在家里吃饭，却虚情假意地要借钱买面。她把逐客令表达得如此婉转而又极富暗示性,其口吻放在贾府上层人身上自然不合适，就是放在见惯了世面、吃饭不成问题的丫鬟奴仆身上也不合适，只适合城市底层中哪些不富裕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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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对曹雪芹产生万分的崇敬之情，不能不为中华民族有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而感到骄傲，不能不为我们古代小说的艺术水平达到这样的高度而自豪。那么，曹雪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样的家庭和什么样的时代培养了这么一位旷世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