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任继愈先生去世一周年纪念日，前天一大早，我就登门造访了前天中午刚从济南回来的任继愈先生的学生，著名教育家、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请他谈谈心目中的任先生是怎样的一个老师。

　　在电视台做《华夏书苑》栏目时，我因《中华大典》的编撰出版工作，由版协的老领导伍杰的引荐，我对任先生做过多次采访，他德高望重、精益求精、宽厚待人的作风一直是钦佩不已，任继愈晚年一直为《中华大典》和《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两本巨作奔波忙碌。他每天早上四点就开始工作。当我得知，那时，任继愈先生的一只眼睛已完全失明，而另一只眼睛也只有0.2的视力时，特别感动。尤其是在人心浮躁的风气下，任继愈坚持“不赴宴请、不出全集、不当‘挂名主编’”的学术原则，一生为中华文化的建设和积累孜孜不倦的精神，更让我感佩。与中石先生的谈话就从任老的精神谈起。

　　前天中午刚刚从济南讲学回来的欧阳先生告诉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就读北大哲学系。任先生是欧阳中石在北大求学时的恩师，见到他的第一眼，他刚一和同学们接触，就显出了文质彬彬的气质，走路、说话那可真是君子之风。学生们见他，一方面是亲切，另一方面是就是尊重，都亲切地称——“咱们的任先生”。许多学生都会记得，任先生一见面总是先问上一句：你的职称解决了没有？需要我做什么？北方理工大学的张国番也是任先生的学生，职称问题就总是被任先生所关心，那份关心是那么的真诚，简直是真诚至极；他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老者，不遗余力地提携后学，点点滴滴都渗透着一代宗师对晚辈的关爱。中石先生说：“老师去了，文化重担就落在我们这些后学身上了；对于治学，我如履薄冰，唯恐对不起老师，对不起下一代学生。”

　　聊天中，中石先生特别提到一件在毕业之后的事情，对中石先生来说有一件十分感激又十分感动的事情，在人大会堂每年的团拜会上，我们碰了面，任先生对他讲：“你得了书法博士点，我早就说过，早该如此，祝贺了。”

　　欧阳先生回忆说，每当一届学生毕业时，任先生总是主动问起同学们的毕业去向，了解同学们的难处，尽自己所能积极帮助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难题。

　　中石先生意犹未尽，从手边递给我一封6月27日来自河北科技师范学校字样的信，写信人梅德愚也是任老的学生。我打开信纸，一笔好字，娓娓道来：

中石学长：

　　您好！

　　任先生辞世，曾去京参加遗体告别。曾参加任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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