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旅馆很早就出现了，只是那时的叫法与后来不同罢了。《周礼》中记载，在都城以外通衢道路上，每十里设“庐”，供给过路宾客饮食；每三十里设“路室”；五十里设“候馆”供给食宿，这几种建筑相当于现在的招待所。秦汉时期，设立的“驿传”就是专供传送邮件公文和来往宿官员居住的旅馆名称。 

　　商朝后期，商业兴起，为适应走南闯北的商贾食宿需要，一批“客舍”、“客馆”相继出现，这是我国历史上名实相副的最早旅馆形式。当时，为了便于诸侯国向朝廷纳贡朝觐，在交通要道也修筑了客舍。周王室还设“庐氏”的官员来管理客舍。晋朝的时候，京城到各州的驿道每四十里有一个“驿”，每二十里有“亭”，不仅供过往官吏食宿，而且驿站也对百姓开放，便利旅途来往的人和商贩，这就有一点商业性的旅店性质了。春秋战国时期，旅馆业就引起当时统治阶级的重视，已有严格的住宿制度。商鞅在实行变法时，专门作了一条规定：旅馆如无证件，店主擅自留宿者治罪。楚国的官方旅行凭证是青铜制的如龙似虎的“龙爷”、“虎爷”。它是我国最早的住宿证明。汉代，旅店又有较大发展。西汉京都长安客馆随处可见，一些政府官员也以客馆形式招募有才之士。长安城里修建有一百四十多所“郡邸”。西汉中期，对外贸易日益发达，还建造了“蛮夷邸”专供外国使者和商人食宿，这可说是我国最早的宾馆。 
　　魏晋时期，晋武帝曾亲自参与整顿旧旅店，开设新旅店“近畿辐凑，客舍亦稠，冬有温庐，夏有凉荫，刍秣成行，器用取给”，让人宾至如归之感。南北朝时，出现一种新兴的旅馆“邸店”。它是供客商食宿、存货和交易的场所。其时，洛阳还开设有“四夷馆”招待四邻各国的贡使和客商。隋朝建置的“典客署”，则用于招待西域各族和日本诸国的客商和使者。唐宋时期，客舍、客铺、客栈等都统称旅店，有官办和民办两种。唐太宗曾下诏令京城内为朝觐官员造邸第三百余所。其时，全国还有驿站一千六百三十九所。“旅馆”之称最早出现在唐代，唐代中期著名的诗人戴叔伦有一首《除夜宿石头驿》写道：“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近夜，万里未归人”，诗中就提到旅馆。 
　　到了宋代，旅馆名称繁多，有“四方馆”、“同文馆”、“来宾馆”、“都亭驿”、“大同馆”、“朝天馆”等等，并出现专为客商存货的货栈“榻房”，这些旅馆在接待国内外使者、商人及游客时，发挥了很大作用，并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明代时，北京也设置有“四夷馆”，招待国内各民族和外国使者，并允许在馆内贸易。清代，有专门接待蒙古贸易商队的“货栈”、“骆驼店”。旧时，北京出现“鸡毛小店”，即店幌上常挂根鸡毛。“鸡毛小店”是旧时北京的一种小旅店，供乞丐和无处栖身的游民临时居住，房中有炉火，住宿者睡在地上，临时铺鸡毛，盖鸡毛，不能转动，否则鸡毛落下就冷了，鸡毛薄厚也有一定的价钱。一八九六年，京汉铁路旁的旅店改名为“客栈”。 
　　在近现代中国，由中国人独创的中国旅行社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大约在一九二四年，我国银行家陈光甫(一八八一──一九七六)有一次到香港办事，被英人办的“通济隆公司”(旅行社)职员冷落、屈辱。陈光甫发愤于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旅行社”。旧时，在北京等城市还有一种介乎旅馆、宿舍、家庭之间的特殊寄宿客房，谓之“公寓”。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的《民社北平指南》这样介绍：“公寓者，即变相之客栈，其租费多按月计算，伙食亦按月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旅游业发展迅猛，城乡公办、私营的各种名目旅馆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为旅客提供了多功能综合性服务。
　　(摘自《大公报》 作者：林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