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语言的工具属性，强于其文化属性。现代大都市，应该有坚持本土语言和习俗的自信，也必须有宽容和接纳普通话以及其他方言的胸怀 

日前，广州市政协建议广州电视台某一频道，在特定时段改用普通话播新闻。一则尚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建议，却引来媒体、市民强烈反应，甚至有“粤语沦陷”、“广州人面临集体失忆”之说。

推广普通话还是“保卫”方言，实际上并不是“非此即彼”。按我国语言规划理论奠基人周有光先生的说法，推广普通话，是要实现“语文现代化”，普及现代共同语。而“保卫”方言，是维持地域文化生态和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手段，背后是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既求共性、也存个性，两个目标相得益彰。

中国历来就是官话与方言并行不悖。前者提供规范，后者提供语料，向来都能互补与融合。从现实状况看，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只强调在国家机关、教育、出版等领域提倡使用普通话，而不是“唯普通话独尊”。

应该说，国家宏观政策和法规层面，比较妥善地处理了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关系。如果硬生生将普通话与方言的有机联系割裂，难免得出“推广普通话就要‘保卫’方言”的结论。

如果把语言问题放入城市化加速、社会转型的背景中考察，或许可以看得更为客观、清晰。

社会流动日益增强，大城市一般都有“移民城市”的特征，语言必然要承担交流功能。同时，如上海、广州、武汉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商业型城市，本已形成浓厚的地域文化氛围，方言可说承载着文化特质，也承载着地域优越感。方言的论争，正产生于这样一种碰撞、交流与融合的大背景。

周有光曾说，许多大城市人口猛增、五方杂处，正在发生“大都会话”的演变，需要以普通话为日常用语。既有“埋单”、“淡定”这样亲昵可爱的方言，也有“简直”、“美丽”这样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在彼此渗透中扬弃、强化和新生，这样的“大都会话”，可能正是未来城市的语言。

对于地方文化，也大可不必忧虑。以岭南文化为例，它的特征可能恰恰就是开放和多元。不说历史上与中原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的交融，单是开埠数百年来，外来文化、语言“渗透”良多，未见岭南文化式微，反而贡献出“打的”、“泊车”这样别有韵味的新词。或许正如法国作家雨果说：语言和太阳都不会停住的，到了语言固定的一天，它就死了。

况且，日常语言的工具属性，强于其文化属性，作为一个现代大都市，应该也必须有一种文化上的自信与胸怀。这种胸怀，既包括对本土语言和习俗的选择和坚持，也包括对普通话，以及其他方言的宽容和接纳。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保护，正是在不断吐故纳新中，走向创新繁荣，而不是囿于一隅，自说自话。

归根结底，在语言问题上，我们需要在法律和习俗之间、在流动与坚守之间，取得一种平衡、保持一份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