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这段文字最精彩的内核,是陈说了“发愤”可以成就文化“大业”的道理。而“富贵”与“拘”、“厄”、“放逐”等人生境遇完全相反,是显而易见的。
秦汉人的富贵追求,是以商品经济的空前发达为社会文化背景的。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追怀“五帝三王之治天下”时代“民修德而美好”、“不慕富贵”的境界,但显然历史已经不可回复。对于世俗社会追逐“富贵”的狂热,或许《论衡》中《非韩》、《刺孟》、《自纪》诸篇四次说到的“不贪富贵”,对于引导世风更为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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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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