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与演出兼顾

入明以后，杂剧概念继续被沿用，人们注意到它与唐宋传奇和宋金杂剧院本的区别，以之专指北曲四大套。强调历史继承性，即由传奇、乐府、杂戏等发展而来。既注意文本，也注意演出。贾仲明《录鬼簿吊词·王实甫》称《西厢记》为“新杂剧，旧传奇”，显示了其对作为杂剧剧本的王西厢和唐人元稹的传奇《会真记》之间的继承关系及其区别。朱权《太和正音谱》更试图系统总结：

“杂剧之说，唐为传奇，宋为戏文，金为院本、杂剧合而为一，元分院本为一，杂剧为一。杂剧者，杂戏也。”（《词林须知》）“盖杂剧者，太平之盛事，非太平则无以出。”（《群英所编杂剧》）

　　在这里，杂剧和传奇的概念分野已显得较为清晰，其言“群英所编杂剧”表明在这位王爷眼里，杂剧就是杂剧，只要是为剧场演出而编撰就不能算是传奇。考虑到朱权的身份地位，他第一次从文治角度正面看待杂剧的社会意义和作用观念，不啻是一种社会心态演变的标志。不仅如此，朱权当然也还注意到了编和演的概念区别，他认为“杂剧，俳优所扮者，为之‘娼戏’，故曰‘勾栏’。子昂赵先生说：‘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家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贵其耻，古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或问其何故哉？则应之曰：‘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我辈所作，娼优岂能扮乎？’”“良家之子……所扮者，隋谓之‘康衢戏’，唐谓之‘梨园乐’，宋谓之‘华林戏’，元谓之‘升平乐’。”（《杂剧十二科》）将职业艺人的杂剧活动和文人士大夫的染指区别开来，既看到了演，也兼顾了编，有助于更为科学地认识杂剧本质。

　　当然，朱权的观点也不无可议之处。首先，隐藏在其话语后面的重“雅”轻“俗”和重“编”轻“演”的倾向不容忽视，这事实上预示着元代雅俗共赏的杂剧市场进程的中断，明以后“重案头轻场上”的文人戏曲渐成曲坛主流。此外，朱权将“杂剧”和“杂戏”等同起来亦需进一步讨论。一般认为二者虽然同出一源，有时且互相通用，但并非毫无区别。“杂戏”概念产生较早，南北朝时即已出现，而“杂剧”一词却要到唐代方出现。其含义，“杂戏”所指较宽，包括市俗一切表演技艺，和传统上的“百戏”概念相仿。“杂剧”所指相应较窄，宋代以后一般即指代言体戏剧。朱权将“杂戏”和“杂剧”二者混淆，表明在他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表演技艺不存在什么根本上的区别。

古老杂剧融入新时代

　　正因文人戏曲在明以后占据了曲坛的主流，故明中期以后，杂剧概念的所指又发生了新变化，即除了用以指称元代北曲杂剧以外，更多是指文人南杂剧。明人张元徵《盛明杂剧》序称：“杂剧非古也。虽唐、宋代有之；然宋只有词无曲，浸淫至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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