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2年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聘我为兼职教授(紫江学者)，具体的工作中包含了指导若干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从2002年到2009年，我先后指导了十名青年学者，郭战涛君是其中的一名。郭君原先在内地教书，工作几年后考上华东师大现当代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吴俊先生，研究1950年代的文学，成绩斐然。2005年后从我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却转向了连我也不甚熟悉的民国骈体小说领域。民国骈体小说自有历史传承，1912年徐枕亚开始发表连载《玉梨魂》，遂形成风尚，到1919年以后基本上云消烟散。前后七年，不过是文学史上一个瞬间；又是处于晚清民初与新文化运动的夹缝之间生存，首当其冲遇到了新文学倡导者的猛烈批判，因此，骈体小说不仅在文学史上毫无地位，而且在学界也一向寂寞。我奇怪为什么郭君要放弃经营有年、而且已经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当代文学研究，转向这些冷门领域从头开发资源。但我也没有与郭君讨论过其中原因，只是尊重他的选择，就同意了。

    我之所以同意并支持他去做这样一个与新文学似乎是没有关系的研究课题，是从学科发展现状来考虑的。我以前就说过，现代文学作为二级学科本来就有点先天不足，研究古代文学必须通小学，研究外国文学必须精外语，而现代文学的前期准备相对薄弱:现代文学从民国算起不过百年史，时间上短于古代文学的一个断代史，资料准备也相对简单。然而现代文学学科又是在1950年代意识形态建构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政治功利主义的性质严重束缚这个学科的正常发展，人为的阶级斗争意识成了戕害这个学科的致命顽症。从1980年代开始，现代文学学科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在与这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性质作斗争，努力使它蜕变为一个正常的科学的研究领域。作为科学，第一步就是要尊重历史尊重存在，对于曾经存在过、并且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是被人为因素所遮蔽的文学现象，都应该以充分尊重的态度来重新面对和重新解读，恢复这一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面貌。有的学者认为，现代文学本身是在斗争中产生的、代表着“新”意义的文学，所以研究现代文学必须维护这种斗争的合法性。我并不怀疑这种态度的真诚性和纯粹性，但是也必须承认，仅仅以“五四”新文学为唯一合法性的视角，仍然没有摆脱这个学科建构之初的意识形态动机，也不能真正地推动和传承包括“五四”新文学在内的这个学科的发展。因此我鼓励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尤其是年轻的学者们，应该敢于走出画地为牢的学术视域，用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和知识准备来面对学科的未来，在不断开拓被遮蔽的领域、坚持多元立场的思考和研究中，激活这个学科的生命力。我这几年指导的研究生中，有研究晚清宋诗派创作群体的，有研究都市通俗小说的，有研究古今小说演变的，也有像郭战涛君那样研究骈体小说的，虽然他们的研究好像与新文学没有关系，但是他们的研究工作却是在没有多少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他们靠自己的努力钻研、搜集资料以及真正的兴趣爱好，一步步地开拓出以往不为人所作关注的领域。尽管他们的研究肯定还存在着许多偏颇、疏漏的地方，也可能他们的研究成果最终被认为意义不大，但是经过研究以后被证明了的结果比不加研究就盲目否定某种文学史现象，要科学一些，也许会更加接近事实真相。

    回到郭君的研究成果而言，他并不是简单地做翻案文章，他的研究是认真的，深入的，许多个人见解都是通过具体的研究而获得的，因而也有特别的原创性。举一个例子，为了厘定“骈体小说”的概念，他必须对文学史上所有含骈体文文体的小说作品作一番清理，算出一个比例，来界定何谓“骈体小说”。为此他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数数字，计算骈文在全篇作品的字数比例，并且考察骈文与全篇作品结构的关系，最后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这种落实到具体句子和字数的考察方法，看似笨拙但纠正了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比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游仙窟》作“文近骈俪”的评语，一般也为世所传，《游仙窟》也被视为古代骈体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但郭君通过具体的字数统计，指出其骈文占全部小说不足30％，所以称其“文近骈俪”有似不妥，容易让人误认为骈体小说就应该是“通体采用骈文的小说”。进而他又比较了鲁迅在另一篇写于1927年的《〈游仙窟〉序言》中的不同说法，认为鲁迅有意无意地纠正了“文近骈俪”的评语，由此推断鲁迅在出版《中国小说史略》(1923、1924年)时并未读到《游仙窟》，而是在这之后、1927年以前才有了藏抄本。我以为郭君的推断是很大胆的做法，但我还是鼓励年轻学者能够“胆大妄为”一些，对前人的成果作出可能的怀疑和自己的判断。郭君这个研究结论一箭双雕，既指出了鲁迅论断的局限，也纠正了骈体小说是“通体采用骈文的小说”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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