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很快定了下来。从此，常书鸿开始了他终生无悔的敦煌事业。1943年，常书鸿离开重庆时，梁思成送了他四个字：“破釜沉舟！”徐悲鸿在常先生为筹集研究所经费举办的个人画展上送他一句话：“要学习玄奘苦行的精神，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

初到敦煌，石窟不忍目睹

    初到敦煌时，石窟的惨象令常书鸿倍感辛酸：许多洞窟已被曾住在里面烧火做饭的白俄军队熏成漆黑一片，一些珍贵壁画被华尔纳用胶布粘走，个别彩塑也被偷去；大多数洞窟的侧壁被王道士随意打穿，以便在窟间穿行；许多洞窟的前室都已坍塌；几乎全部栈道都已毁损，大多数洞窟无法登临。虽赖气候的干燥，壁画幸而仍存，但冬天崖顶积雪，春天融化后沿着崖顶裂隙渗下，使壁画底层受潮，发生起鼓酥碱现象。窟前绿洲上放牧着牛羊，林木岌岌可危，从鸣沙山吹来的流沙就像细细的水柱甚至瀑布一样，从崖顶流下，堆积到洞窟里，几十年来无人清理。总之，莫高窟无人管理，处在大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破坏之中。

    面对这种情况，常书鸿深感到自己肩上的任务沉重而艰巨，他暂时放弃了画画，义无反顾地干起了既非艺术又非研究的石窟管理员工作。

    首先要做的事是修建一道围墙，把绿洲围起来，禁止人们随便进入，破坏林木和进出洞窟。没有经费来源，常书鸿不断地给国民政府打报告，可是半年过去了，经费仍毫无音信。常书鸿只好给梁思成发去电报，请他代为交涉。第三天就接到回电，告知“接电后，即去教育部查询，他们把责任推给财政部，经财政部查明，并无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预算，只有一个国立东方艺术研究所，因不知所在，无从汇款。”显然，是财政部的官员不知道“敦煌”为何物，把它误为“东方”了。经过梁思成的奔走，经费终于汇出。梁思成还鼓励常先生继续奋斗，坚守敦煌。这对于工作人员情绪的稳定，起了很大作用。

    洞窟里面的沙子大约有10万立方米，如要清扫，按照当时的工价，需要300万元，但所里剩下的经费只有5万元了，幸而得有当地驻军义务参加清运，才把这么多的沙子清除了，用驴车拉到远处。

    在崖顶有裂隙的地方抹上了泥皮和石灰，防止雪水继续渗入。他们还尽可能地修补那些已颓圮不堪的残余栈道，以便研究人员可以进入洞窟，开始了洞窟的编号和普查，逐渐开展了重点壁画的临摹。但多数洞窟当时还是上不去，他们就使用一种相当危险的名为“蜈蚣梯”的独木梯。在调查南部位在高处的一座晚唐洞窟第196窟时，常书鸿与潘絮兹、董希文和工人窦占彪上去工作，蜈蚣梯却不知什么时候翻倒了，他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被困在距地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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