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榆林窟的西夏壁画和元代壁画之唐僧师徒叙事。这些图像符号给出的西游叙事题材，要比吴承恩写出小说《西游记》的年代早几百年。这一实例表明，新发现的第四重证据对文字符号材料的时空局限性而言，具有真正的突破意义。再加上来自第三重证据的田野调研信息：敦煌地区在唐宋以前是氐羌族群活跃的地区，当地居民的口碑文化中至今依然保留着有关唐僧师徒西游故事的丰富地方性叙事，甚至当地的地名中也还保留着“葫芦河”等一批与西游题材相关的古老名号。更重要的疑问是，唐宋以前中国汉族文学中的猿猴形象多以荒淫好色的反面形象出现，唐传奇《白猿传》就是很好的证明。《西游记》中一个完全不近女色的猴行者形象难道要完全归功于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创造吗？第三重证据表明：猴的形象，对于自古游牧在河西走廊地区的羌人，包括建立西夏王国的党项人，本来就曾作为其祖先图腾。神猴能够神通广大的观念，不需要等待哈努曼形象从印度传播过来，就早已深入人心。位于中印文化交流必经之路上的氐羌文化，对于再造汉族文学传统中的猿猴形象，为孙悟空这位深为后人喜爱的神猴形象的出现，做出某种中介式改造和贡献，当在情理之中。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有句云：“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金猴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符号，其文化基因中不仅存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因素，也还包含着中国境内多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因素。金猴形象的构成本身就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见证，这是过去限于单一的汉语文献材料所无法看到的复杂情况。举一反三地发问：中国文化中有多少早已被当成常识的问题，可以借助四重证据法得到重新认识和论证？！
三
以上是文字符号与非文字符号互动所产生的研究创新契机。在此之外，还存在非文字符号独自唱主角的情况。以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两个遗址为例，能够很好地说明文字文献对于文化整体的挂一漏万式遮蔽与埋没情况。文字不是承载文化信息的书写符号吗？它对文化怎么会有遮蔽和埋没作用呢？当你在三星堆博物馆面对高达两米六的青铜大立人像和大车轮一般的石壁时，惊奇之余，会想到古籍中去检索，看看古书是怎样记载三星堆文明的。非常可惜的是，浩如烟海的汉文古书中居然没有一个字的记载。博学多闻如孔子和司马迁，居然也不大知道。孔子生活在鲁国，距离四川盆地相当遥远，不知道也罢。司马迁作为西汉王朝的皇家史官，生于秦岭北麓的韩城，足迹遍及东西南北，他在《史记》里记录了云贵高原的西南夷情况，怎么也不知道秦岭南麓拥有巨大青铜器、玉器和金器的三星堆文明呢？文字和史书对于古文化真相的遮蔽与埋没就是这样毫不客气。若不是80年代以来的系列发掘报告，世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三千年前就存在过如此辉煌的蜀地文明。继三星堆大发现之后，新世纪以来再度发现金沙遗址。2007年新落成开馆的金沙遗址博物馆，距离三星堆遗址不过十几公里，年代也大致相当，可是文化特色却与三星堆有明显不同，参天古木的残骸及成吨重的巨型象牙堆积，表明当年的祭祀礼仪活动盛况，远远超出中原文明的想象。成批的精致金器连专业考古学家都叫不上名字，只好用“几字形金器”、“盒形金器”、“喇叭形金器”这样的说明辞来做介绍。唯有一件圆环状的金箔，被解说为“太阳神鸟金箔”，因为工艺精湛，金光四射，既表现太阳光芒，又刻画出象征太阳运行的四只凤凰，在2005年的国家评选中从1600件候选图案中脱颖而出，独自当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仅此一事，足以说明物的符号与图像符号对于重新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怎样空前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其所带来的反思空间是：中华文化多元构成的奥秘仅仅通过书面记载去把握是不够的。在多重证据的新知识基础上重建中国文化观，非文字符号的认知意义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文字符号。
重温《论语》中“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的疑问，《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教训，可以期待四重证据法的文化研究范式，在未来会还给我们怎样一种被遗忘的中国文化景观。四重证据之间的互阐作用，足以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尤其是不同地域文化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金沙遗址的大玉琮，在性质和工艺风格上和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玉琮如出一辙。在两地之间画一连线，一个史前长江文明的传播轮廓，就初露端倪了。金器的制作和使用，本不是中原文明的特长。在金沙和三星堆出土的金器，和中国境内出土的最古老的金器——甘肃玉门火烧沟墓葬金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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