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普通话是当代中国的共同语，它是怎么产生的?

　　董琨:中国近代备受外族欺掠。当时一些人认为，汉字束缚了中国人的思维，提出废汉字、推行拼音文字。辛亥革命后，“国音推广会”成立，试图找到一种通用语言，之后“老国音”出台。虽然它最大程度上照顾了各地方言，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以这种“国音”为母语的人群，也就没有人能操此种“国音”进行交流沟通。

　　1924年，“新国音”得到认可。由于它是以一种实际存在的语音——北京话为基础语音，所以推广起来很快。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10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确定以“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规定普通话的内容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并制定了推广普通话的具体措施。

　　记者:是不是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所以共同语的使用才格外受重视呢?

　　董琨:推广共同语在世界许多国家都进行过。它与国家大小没有必然的因果，只要有方言存在，因交流或管理等方面的需要，使用共同语都是必然的。因而无论是官方强制还是民间自发，共同语都会被推广。

　　比如日本，虽然领土不大，但仍然存在不同方言。他们从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的十九世纪中后期起，就定东京话为日语标准语，并大力开展过“扑灭方言运动”。

作为文化符号的方言应该尽力保护

　　记者:生活中人们总习惯依口音判断某人籍贯，方言似乎是一个人地域文化身份的标识。我想，这是因为方言是某一区域中“土著人”的日常用语，是与人们的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地方文化。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方言的尊重或保护从一定程度上表现的是对文化的重视与保护。

　　董琨:我十分赞同你的看法。方言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地域文化的精神品格。比如从“吴侬软语”中听到的是婉约细腻，从“秦陇之声”中体验的是粗犷大气。方言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各地的地方戏曲、曲艺都是用方言表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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