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离莎士比亚家乡仅几十公里，至今牛津大学里还有几位终生研究他的作品的教授呢。”孙君补充道。

　　侍者给我们送来一壶红茶，我俩且饮且聊。

　　我说：“这里没有校门，街道从校园里穿过，我仿佛来到了英格兰的一座古镇。”

　　孙君说：“牛津的建筑外表古色古香、古朴典雅，内部设备很现代，藏书极丰富。它为历史贡献了一批杰出人物，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现了彗星的天文学家哈雷、还有诗人雪莱、艾略特、剧作家肖伯纳等文学巨星。就是校内编辑、出版的20卷《牛津英语词典》，也已传播到五洲四海，为世界各地的英语院校奉为学习、研究的圭臬。”

　　我问：“钱钟书在这儿留学时还有其他中国人吗？”

　　孙君如数家珍地说：“钱先生在埃克塞特学院留学是在1935年至1937年夏。当时这儿的中国留学生才十来个，其中就有后来英译《红楼梦》的杨宪益，钱先生称他为小杨，当时杨先生最热衷的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还有历史学家向达。向达经常钻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研究、抄写与敦煌有关的经卷、资料。”

　　坐在咖啡店临窗一角，我和孙君回顾了钱先生漫长的学者生涯。

　　1937年夏，他在牛津毕业后越过海峡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了一年法兰西文学。1938年秋从里昂回国。先后在西南联大、湖南师范学院、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抗战期间撰写了打通中西诗论的《谈艺录》。1947年出版了描绘知识分子众生相的《围城》。解放后被郑振铎聘到文学研究所编《宋诗选注》。在“文革”的困境中编撰了一部雄冠古今的《管锥编》，里面采摘了中外四千多位作家写的上万种图书的引文。为了逃避当时严密的监管，他故意用文言写成，并在注释中用了英、法、德、意、西、希腊文的原文，犹如天书般艰深。1979年《管锥编》出版后，有文化修养的读者，对钱先生照相机式、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均表惊讶。早在1929至1933年清华大学时期，钱钟书就发过“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宏愿。有一次，吴组缃在曹禺鼓动下请小他两岁的学弟钟书开几本外国类似《金瓶梅》那样的“黄”书。钱拿过手边一张纸，立即在正反面一气列出40多部英文书目，令两位同学看了瞠目结舌，佩服之至。

　　孙君指出：“自从祖国大陆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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