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了解，钱老为人谦和，对《围城》并不满意。他认为如果另一部长篇《百合心》能写成，会好一些。可惜已写的二、三万字开头，于1949年夏由沪迁京途中丢失了，从此再也鼓不起重写的兴致。钱先生说过，他过去的作品好比狗拉的屎尿，不值得珍惜，顶多算作木屑、竹头罢了。就是黄蜀芹要拍《围城》，他原是不乐意的。可是在上海40年代后期，金圆券猛涨，物价腾飞。蜀芹父亲黄佐临导演过钱先生夫人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所得稿费解决了他们夫妻的燃眉之急。钱先生勉强同意改编，我个人猜想，怀有某种感恩的成分。

　　钱钟书字默存，意即默默存在，过一种宁静的书斋生活。他惜时如金，潜心研读，讨厌开会，极少拜客访友，尤怕记者来采访、拍摄。即使一些外国著名学者慕名来“朝圣”，他也尽量婉拒，闭门谢客。因此有人说他孤傲、狷介。特立独行之士，要被常人理解，也难。

　　1937年1月，寒风吹送着牛津校园里头年没有落尽的树叶，飘旋着、拍打着钱钟书书房里的小窗。他因久居海外而感到寂寥，想起了清华大学里的几位恩师以及通过西伯利亚长途写信给他的友人，便作《谈交友》的长文。他在文中谈及鸿儒的学问，跟他整个个性已陶融在一起，记忆里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出了神经和脉络，浑然一体，一般人是学不会、学不到的。诚哉斯言。钱钟书就是这样的大儒，他是耸立在学林里的参天巨木，他的枝繁叶茂、根深蒂固，渗透着他那无锡国学、书香门第之家以及清华大学、牛津大学膏腴土壤的培植和熏陶，岂是我等林间小草所能望其项背！？

　　是夜睡在离莎士比亚住宿过的车马店不远的小栈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有幸和钱钟书一家成了邻居。钱先生平时深居简出，很少见到他的身影。傍晚时分，偶见他和杨绛出来到一溜绿树下散步。俩人伉俪情深，像初恋情人那样相亲相爱，携手低语，构成住宅小区里一道浪漫的黄昏风景。望着这对儒雅的学者夫妇，我心生怯想，愿把自己庭院中一盆盛开的玉兰送给他俩分享。几次想搬过去，几次怕打扰他们的清静。有一个晚上，我呼哧呼哧地把盆中玉兰端出栅栏门，搬到钱家门口，但始终没有勇气敲门惊动他们，又无奈地把它抱回到我庭院里。一天深夜，大风猛刮我院中的杨树，还淅淅沥沥下起了春雨。听见风声雨声，我心想糟了：“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凌晨，拉开窗帘一看，院里那株玉兰，张开的花瓣，全都凋落尽净。大瓷盆里只剩光秃的枝干。我懊恼之极：一株花朵凋净的光杆树，怎么赠给我所敬仰的邻居呢？打开门，穿上雨鞋，拿了脸盆，到小院里把委落泥地的玉兰花瓣，小心翼翼地一一捡起。正当我走出庭院，想把留有余香的盆中落英，铺洒在邻居钱钟书夫妇阶前绿篱夹峙的小径上时，突然响起了宏亮的钟声。大学城中基督大教堂悠远的晨钟把我惊醒。梦醒何处？睁眼一看，窗外林梢上一片晴空，我正躺在异域的小客栈里呢。伸展四肢慵懒躺着，那一记一记绵延不断的、悦耳的钟声，轻轻洗涤着我的心灵。哦，日有所议，夜有所梦呵。

　　像放电影那样，我在脑子里从头至尾过了一遍“仲夏夜之梦”的情景，不觉莞尔，心想应该把这梦境记录下来，留作英伦之旅的一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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