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的诸多冲突，多与语言的争端相关。有时因概念不同，有时因歧视与被歧视，有时因话语资源的不均等，有时因话语的过度重复与老套……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僵化的语言可以使相关的文化渐渐丧失生命力。语言僵化的地方，话语模式重复的时候就越多。

火车上见了许多陌生人，也听了不少陌生的方言，我总在想语言的问题……每一个地方的方言其实都是一种屏障，说当地方言的人们都希望共同话语者是一个共同体，他们通过自己语言的“独特”来鉴别任何一个陌生的“入侵”者。有的部落则通过自己的方言来体现自己的优越感。坐我旁边的夫妇是茂名人，他们在舒心地说广东白话，声调高昂，一副自得的样子。多年前，讲白话的人们像香港人一样，或多或少有其优越感，弄得多少外地人在鹦鹉学舌，想在学会广东白话之后多少能沾点广东的好处。可纯正的广东白话不是想学就能学好的，它同样有设防的密码，非得在广东混迹多年，才学得会所谓纯正的广东白话。

要选择宜居城市，首先得选择语言不设防的城市，比如说海口，海口的“初民”虽也说当地方言海南话，但在城市里“弥漫”的还是普通话，不论你说得是否纯正，只要对方听得懂就成，似乎没有人以高低优劣的标准来评判你。

北京当然也流行普通话，但外地人说出的普通话卷舌卷不出京味来，还是很容易暴露出自己是外地人。记得在鲁院时我和一位生活在北京的同学一同从电影博物馆打的回校，出租车司机或许是想抄近道反而绕了路，同学就用北京普通话对司机“恐吓”了一通，说要是再绕路，就要举报云云，司机被吓得按住了打表器，说你们讲多少钱就多少钱算了。过后同学告诉我，司机一听我说的普通话就知道我是外地人，有可能因此使坏。

到了长沙，我非常喜欢这个城市的风土人情，但长沙人有自己的语言体系，一时间外地人是听不大明白的。凭我的语言天赋，我很快就能听懂他们说话的大概，但要是我选择在这里生活，并生活得如鱼得水，至少得有一年半载的时间来适应他们的语言氛围，直至可以说地道的长沙话。

客家人在迁徙的苦难历史中曾经是惊弓之鸟，客家人骨子里更重于自我保护,这种“自我保护”当然也体现于语言设防。客家话有“守贞洁”的传统，也是语言设防的体现。以广东梅县为代表的客家话，在地理环境上长期处于大片纯客家人居住的山区中，受其他语系的渗透和影响较少，再加上“不卖祖宗言”的祖训，所以客家话“油盐不入”，保存了中原古汉语的主体成分。

不过，客家人本身并非铁板一块。所谓百里同风不同俗，更常见的情况是，出了几十里，同一个语种的语音语调就有变化。不甚相同的客家话操持者，他们之间原则上，或大体上是团结一致的，偶尔也有设防或相互“攻击”的时候。小时候，我生活在梅县，我就听说兴宁人来梅县这边卖黄鳝，梅县人会暗中“布置”兴宁人，悄悄用手将黄鳝外层的黏膜“处理”掉，之后黄鳝很快就不再鲜活，甚至很快会毙命。梅县人还冷嘲热讽说“兴宁青蛙没肚脐”，兴宁人当然也有反过来“报仇”的时候。现如今这种情况想必已大大改善。

语言只有在不设防时才交融进步。所谓人类的文明史,某种意义上说不过是语言的进化和进步史。比如现在我们享用了“超级女声”、“全球暖化”和“金融危机”这样的新词。古人没有。哲学家和作家们总想在语言的疆土中多耕耘出一些土地，他们的做法并非总受到鼓励，故常见作家们在生产语言垃圾。不同的是，有的作家非常真诚地生产垃圾，有的则玩世不恭，多是见风使舵而为；有些作家生产的语言垃圾很卖钱，一些作家的垃圾始终是垃圾。

语言不设防时才有美丽的语言生态。语言的绿化像一些山峰的绿化一样，植被丰富的山峰下边多是流水充盈，生机勃勃。我看过太行山的诸多山脉，多见陡峭的山脊中是裸露的岩石和黄土，山峰上偶见鹤立鸡群的一棵孤独小树，这样的山峰自然缺水，也就难怪当年河南安阳的林县得修红旗渠，将千百里之外的水艰辛引来。

□叶海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