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众在去年6月“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上观看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四库全书。（资料图片）

我国现存多少古籍？人们谓之“浩如烟海”，具体数目无人知晓。

2007年，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实施，古籍普查工作在全国古籍保护中心的主持下展开。

3年过去，历时17年编纂的《中华古籍总目》将于年内问世，我们终于可以从中一探究竟。

抢救古籍势在必行

“全国估计3000万册古籍，约1000万册不同程度破损。”3年前，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李致忠曾提到这样一组数字。

但当时我国古籍专业修复人才不到百人，且大多年过半百，基本靠“师徒相承、口手相授”来传承技艺，仅在南京莫愁中等专业学校设有全国唯一的古籍修复专业。

天灾人祸、虫鼠危害、自然老化、使用不当等原因都会导致古籍损毁，尤其是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所导致的酸化问题，对古籍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如果任其发展，或许这些珍贵的财富会永久消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陈红彦说。

陈红彦还说:“我国流散在海外的古籍数量也不在少数，珍贵的如《永乐大典》；国外收藏的汉文古籍有些国内已经不存。”

李致忠曾做过一个“古籍如兵”的比喻：“养‘书’千日，用‘书’一时。国家不知道哪一天需要用书，因此古籍保护需要用千日去养。”

200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拉开帷幕，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作为业务指导中心，组织各藏书单位进行全国范围的古籍普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等一系列工作。短短3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古籍保护硕果累累

南北朝时期的写经、司马光手稿本《资治通鉴》、明代嘉靖年间的广舆图初刻本……第三届国家珍贵古籍展让参观者目不暇接，“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精髓，能把它们保存得这么好，真是太难得了！”

“古籍的保护分为原生性保护和再生性保护。”陈红彦介绍。

原生性保护主要是改善藏书环境，或者进行原本脱酸、照原样修复。全国古籍保护计划开展3年来，确立了150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通过建设标准化古籍书库，减少古籍的自然和人为损毁；经过3次古籍评审定级工作，9859部珍品善本分3批载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被重点保护；文化部还确立了12家国家级修复中心，承担珍贵古籍修复和修复人员培训的工作。

“藏书目的是为了用，藏而不用，就失去了藏的意义。”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陈力说。利用影印、微缩复制、出版、数字化等方式进行的再生性保护很好地解决了古籍的“藏”与“用”之间的矛盾。“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是再生性保护的范例，它对758部唐宋金元时期的珍贵古籍进行原样影印复制，一方面使之化身千百，安全传承，另一方面，大大减少对原件的提用，间接保护了古籍。”陈红彦介绍道。

今年2月，我国又启动了海外古籍回归工程，数字化是回归的主要方式。陈红彦说：“我们和国外一些中国古籍藏量较大的单位已经逐步达成意向，将所藏古籍书目数据公布，将古籍以数字化的方式回到中国，提供给最大数量的母语研究人员使用。”

现在，国家图书馆与国外相关机构联合建设的“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文古籍全文影像资料库”和“中华善本古籍国际联合书目普林斯顿大学的汉文古籍目”已经通过国家图书馆网站，向海内外读者免费开放。

古籍保护将继续推进

虽然“总体的推进还是比较令人满意”，但是陈红彦认为古籍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仍很多，“目前存在人员数量和素质的不足、各地工作发展的不平衡、一些地区经费支持的不足、工作多人员少的问题，特别是缺少古籍保护的认识”。

在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上，除了开展在职培训外，全国古籍保护中心与北京大学等高校合作，联合培养正规学历教育的古籍保护、古籍鉴定整理研究的专业人才，目前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古籍修复人员文献修复师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也已开始实施，古籍修复人员培养和古籍修复工作将日益科学化、规范化。

“古籍保护的投入逐年在增加，古籍保护保存环境在不断改善。”陈红彦介绍，在古籍普查、修复、重点名录和重点单位的申报等工作上，国家财政都给予了资金支持。2010年，仅在资助古籍整理出版方面，国家就投入了1803万元。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各地收藏单位举办了“中华珍贵古籍特展”等一系列宣传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社会对于古籍保护的意识和热情正在增强。古籍保护，已经从专业人士的特殊工作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正如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所说：“中华古籍保护不是简单的保存和利用问题，而是传承中华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