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9日，抵达广州10天后，于岭南过了第一个旧历新年，父亲无限感慨赋诗纪念：无端来作岭南人，朱菊黄蕉斗岁新。食蛤那知今日事，买花追惜少年春。一生心苦谁同喻，数卷书存任更贫。独臥荒村惊节物，可怜空负病残身。

旧历年刚过，新午姑、（俞）大维姑父从上海飞往广州。在广州，父亲与姑父母经常见面、深谈。这是他们兄妹一生最后的一次聚会。姑父决定离开大陆，而父亲留在广州的心意已定，两人在穗也曾多次分析局势，详谈各人行止、今后考虑。那年春季姑父、姑母到香港后，与我们家偶尔还有联系。他们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后往台湾，从此音讯阻隔。

父亲中年后目盲体衰，尤其在逃难期间贫病交加，遇到大难时，新午姑、大维姑父就会主动伸出援手，尽量帮助。这固然是出于亲情，更是因为他们夫妇认为父亲的学术研究非常重要，应该给予支持。1969年10月父亲在广州去世，消息传到台湾后，1970年3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举行悼念活动，李济所长邀请姑父参加，会上他作了感人至深的发言。姑父在台上讲述时泣不成声，台下父亲的老友也泪流满面。我们姊妹感到，新午姑、大维姑父在大家庭同辈中，与父亲最为知心。后来，新午姑与大维姑父相继病逝于台北，我们的心愿是今生能去金门俞大维先生纪念馆拜祭，谨表一份感恩之情。

双亲寓居岭南二十载，这是他们生命的最后年月，父亲依旧教学、撰文，直至被迫停止讲课。父亲已经适应了目盲的生活和工作，不幸刚过古稀之后，又遭股骨颈骨骨折的厄运，目盲、体残后仍坚持著述，并在学术上继续有所贡献。在两老年事益高，身体愈衰的垂暮之岁，父亲能做到伤残老人难以达到的境界，母亲的功劳绝不可没，尤其在晚年更为突出。随着日月流逝，我们姐妹对母亲的作为，有了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对母亲更加崇敬。

（摘自《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文章有删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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