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延续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历史，这套认知方法被中国学界所接受后，变成了一种“杂交”式的学问。由此出现了一个悖论，即中国人所标榜的最传统的学问其实仅仅可能是学习西方学问的一个后果。“国学”被提出有特殊的背景，表面的理由是很民族主义式的，有人认为是在近代中国挨打时被揍出来的学问，借助李零的生动表述是一种“国将不国之学”。“国学”恰恰是在中国国家需要复兴的时候出现的，国学其实就是“复国之学”。“国学”打出的旗号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恢复的却是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法文译名为 L，Institut de Sinologie 即“汉学研究所”，一九二五年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一九二六年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上面都印得很明白。也就是说，无意间“国学”可能以畸形变相的形式堕入了西方所构建的知识学谱系，也有可能不自觉地变成西方学术在中国的表述样本。国学固然可以成为一个大国崛起的利器，也可能恰恰表述的是当年殖民地式的文化逻辑。 


　　“文化重建”当然与如何选择文化有关。从唐代开始，中国文化就呈现出非常包容多元的样态，特别是对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和融合，甚至唐代皇室的血统都与“夷狄”纠葛不清。我们总有一个误解，认为少数民族单向受到了汉族的影响，故有陈垣先生的《西域华化考》之作，同时也构成了一套近代以来的“汉化史观”。其实，以汉族为中心构建历史观基本上是明代中叶以后的事情，所谓“华夷之辨”作为历史观的基础是很晚才出现的，属于“发明的传统”。中国史界却把这种“发明”当做核心的历史理念加以捍卫和推广，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汉人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认识系统，而没有考虑到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历史演变框架下文化呈现出的多元共存的品格。


　　记得曾看过影视人类学家庄孔韶教授拍摄的一部片子，叫《虎日》，他用影像记录了西南一个少数民族村寨集体戒毒的过程，当村里发现某个村民吸毒后，全村会专为此人举行一个仪式，仪式需要举行很多天，据说其戒毒效果高达70%以上，比戒毒所的效果强得多。这个仪式如果放在科学评价系统里完全像是一套巫术，在政治评价标准中则会被视为封建糟粕，但正是这类仪式对人本身的精神状态起到非常重要的调整作用。这里面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以现代科技为依据的戒毒方式和传统习俗体现出的干预作用哪个在实际生活中更加有效?基层民众的习俗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底层的基本文化状态，是不是应更多地纳入我们的探索视野?中国历史学原来强调大的历史叙事和事件的功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即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号召眼光向下，做田野、口述史方面的调查，鼓励从生活在民间底层的民众主体本身的眼光来反观上层运作的方式，从而提供另一种叙事模式。这个转型引发了历史学叙事的革命性变化，且已波及影视制作等方面，包括对独立纪录片制作的影响。怎么样把这种变化有效地纳入到主流叙事里面，变成整体文化重建的资源，应该是个非常重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