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专攻（1988－2002）。自完成《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书稿以后，我就开始集中地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研究这个课题是我学术研究的最大兴趣、最大愿望和最大追求。我大约花了15年时间，发表约百篇相关研究论文，最后撰写成《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此书是从中国人的佛教著作出发，以中国哲学思想及印度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为参照系，以哲学问题、理念和范畴的研究为核心，来梳理中国佛教哲学的重要思想，勾勒中国佛教哲学的体系结构，阐明中国佛教哲学不同于中国固有哲学及印度佛教哲学的基本特点，凸现中国佛教哲学的独具异彩。

　　在完成《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以后，我采取适应工作和课题的需要，结合参加学术会议的主题和关注现实问题来开展学术研究。在研究领域方面，除继续研究佛教外，还拓展了两个领域，一是探讨宗教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关注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

学术研究的态度与方法

　　回顾以往学术研究的历程，就佛教研究来说，我的治学态度主要是秉持“中国本位”和“心性体会”两条原则；在治学方法上，是运用以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为主的哲学研究法。

　　所谓“中国本位”的态度，是基于中国人对待外来佛教的根本立场而形成的特定的治学原则。中国人是以先前本国文化结构即先入之见去理解佛教的，是以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和精神需求去对待佛教的，是以中国儒、道本土文化去改造佛教的。中国人这种对待外来佛教的文化立场，决定了我观察、探究佛教的视角和态度，认为外来佛教只有适应中国环境，才能在中国流传发展、开花结果，也就是外来佛教一定要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实际相结合、相适应，接受中国环境的影响和改造，才能在中国产生持久的影响和作用。

　　佛教作为宗教文化，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讲的，同时包含宗教与哲学两个方面。作为宗教，佛教具有深邃的哲学思想；作为哲学，佛教具有强烈的宗教情绪。因此，对佛教宗教方面的研究，必须具有“同情的默应”；对佛教哲学方面的研究，应该具有“心性的体会”。这一点构成我研究佛教的又一重要原则。

　　在学术研究方法方面，我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但主要是采用哲学问题研究法，即是以哲学问题为纲来叙述哲学重要问题的源流演变。此法能够比较清晰地阐明哲学问题的形成、争论、演变和解决的历史过程，比较容易体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如何进行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的研究？我根据自己的实践，总结为八条：结合现代哲学发展的要求，筛选、归结中国佛教的重大哲学问题，构筑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体系；运用现代语言，诠释中国佛教哲学的概念、范畴；寻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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