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非遗”保护成绩突出，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在我国，保护不平衡这一问题尤其严重。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委员会意见，各缔约国关于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名录、最佳实践名录三类项目，数量严重失衡。而我国，29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的项目中，26项是“代表作”，3项是“急需保护”，“最佳实践”为零。

为什么会这样？是我们没有“最佳实践”吗？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关键问题是“认识不够”。

过去，我们总以为前两项最重要，“最佳实践”可以缓一缓。代表作名录往往被大家理解成一个荣誉，因此比较受重视，而“最佳实践”则被忽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所以单列“最佳实践”一类，立意是各国尽快地把好的做法、好的措施在世界传播，让“后保护”国家尽快学习，掌握一些新的方法和措施。

今年是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合约十周年。加入合约，是为了在国际合作背景下保护人类遗产，同时我们还有“履约”的义务——申报完了并没有完，人家还会不定期过来抽查，千万不要让人家查出做得不好，要保护到位，名副其实，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为的不是证书和荣誉，而是责任，一份站在文化发展立场上更大的责任。只有认识到这份责任，把工作真正从申报方面转移到保护方面，非遗保护才不会被“非议”。

杨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