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的筒子楼，浓缩了那个时代的喜怒哀乐、世事沧桑。“那是一代或几代人的生命记忆，而且，还连着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史或学术史”——《筒子楼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如是说。该书收录了曾在北大筒子楼居住过的几代教授们的回忆，真实、琐碎而动人。

    年轻时自恃记性好，不屑于记笔记什么的。总以为需要时脑袋一拍，各种信息就会自动跑出来。等到进入“怀旧”的年纪，突然发现，那记性全都靠不住。连什么时候住哪一幢楼，居然与妻子说法不一，还得东打听、西询问，最后才能确定下来。不过，话说回来，我的“校园记忆”之所以如此“不确定”，与当初之习惯于“打游击”大有关系。从1985年初夏到1990年仲秋，五年多时间，我辗转于北大校园内外多座筒子楼。

    记得结婚时，我是博士生，住29楼学生宿舍；夏晓虹已是教师，在19楼有半间房。那年头没有“裸婚”一说，我们也不是请不起客，只是觉得没必要兴师动众，不就是两人合伙过日子吗？来日方长，不争这一朝一夕。双方父母都通达，说节约好，不办什么婚宴了。于是乎，一切繁文缛节都省了。倒是张玫珊出了个主意，乘周末夏晓虹的同屋回家，就在宿舍里聚会。这样，1985年6月的某个周末，19楼二楼直对着楼梯口的“夏家”，迎来了王得后、赵园夫妇，黄子平、张玫珊夫妇，还有钱理群、吴福辉、王富仁等，加上我们俩，总共九人。两张书桌相接，就成了宴客的场所。看着张玫珊像变戏法一样，从携来的袋子里掏出各种食品，大家莫不欢欣鼓舞。都是熟人，吃喝不要紧，主要是聊聊天。那阵子，我正和钱理群、黄子平合作鼓捣“20世纪中国文学”这命题，“婚宴”几乎变成了学术研讨会。也不能说不把“新婚”当回事，暑假里，跑到大西北去“学术考察”——从西安到兰州到敦煌，这还算是会议的规定路线；至于西宁访亲、吐鲁番游览以及呼尔浩特观光，那可都是自选动作。当年还不时兴“蜜月旅行”，我们也没打这个旗号。

    还是先说说婚后那些“打游击”的日子吧。1985年9月，中文系同事张鸣受教育部委派，去西藏大学支教一学期。恰好此时，学校分给他一间小屋，就在27楼三楼。反正他妻子在城里工作，那边另有宿舍，我们就代为“笑纳”了。记得27楼的二楼归学校财务处管，白天前来买饭票的师生络绎不绝；到了晚上，静悄悄的，只听见老鼠来回奔跑，玩得很欢，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之所以老鼠当家，只因楼内多半为办公室，偶有几间改作宿舍，主人也只在白天出现，读书兼午休，很少在此过夜。这样也好，关上门，静心读书，总比分住集体宿舍好多了。

    好日子过得真快，1986年1月中旬，张鸣就该回来了。眼看着又得劳燕分飞，没想到柳暗花明，好事全让我们撞上了。黄子平的妻子张玫珊是阿根廷华侨，当时在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做外国专家，属于特殊照顾对象，北大为此在蔚秀园给他们配了一套两居室。刚搬好家，又因为张玫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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