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是鸠占鹊巢，不可能长久，去时行李一单车，回来也是一单车。1986年的9月，子平、玫珊携子归来，我们结束了半年的幸福生活，又各自回到了熙熙攘攘的集体宿舍。

    不过，好运气再度光临。四个月后，心理学系年轻教师、夏晓虹的好友钱铭怡被学校选派到荷兰访学一年，将她基本上一人独占的宿舍借给我们住。那房间在19楼一楼的西北角，冬天室内很冷，但能二人单独相处，我们已经很满足了。其实，夏晓虹的宿舍就在二楼，不过有同屋，不好打扰。如此“同居”，合情但不合法。原因是，按照规定，钱铭怡只有半间屋子的使用权，另外半间属于家住城里的王姓教师。冬去春来，那位合法住户跑来敲门了，首先声明主权，再就是告知:她偶尔也会来午休。接下来的日子，忐忑不安，老怕被人嘲笑。不过，印象中，那位合法房主也就来过一两次。不用说，她一敲门，我马上逃跑。

    五六月间，估计是房主告了状，一位提着大串钥匙的中年女子，自称是房管处的出现，先是盘问学什么专业、家里有几口人、在此住了多长时间、有无“不轨行为”等，再就是一通声色俱厉的训斥。我们越是辩解，对方越是来劲，声调也提得更高，引来好些围观者。临走前，女房管扔下这么一句:“还博士呢，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学校那时确实房源紧张，但也不是毫无办法，关键看你会不会动脑筋。我们笨，只好挨骂。

    好在不久后，即将成为北大教师的我，在一次学校领导征求意见的会上，表演了算术才能:学校即将给我半间房，妻子在北大教书，也是半间房。两个半间合起来，不就是一整间，为何还让我们在北大校园里“两地分居”？领导一听有理，当即下令房管处，凡属我们这种情况的，一律调在同一幢楼。于是，大约1987年暑假起，我终于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出19楼了。

    有房子是好事，可寄居女教工宿舍，毕竟多有不便。学校分给我们的小屋在一楼，水房隔壁。一面墙是潮的，与床铺之间必须留出缝隙，这在只有10平方米的空间里已经是很大的浪费。白天也就罢了，半夜时分，耳边哗啦啦地响，实在有点烦人。即便没有水声，也有歌声，而且是不太美妙的歌声。虽说宿舍里难得安静一会，但能舒舒服服地靠在床上读书，这已经是很大的改善。晓虹还好，晚餐时可“大吃大喝”，我则必须节制。不是为了减肥，而是半夜里跑到对面21楼去“方便”，实在不方便。

    转眼间到了1988年春夏，学校通知，我们可以搬到畅春园55楼去。那是刚盖起来不久的简易楼房，绿色铁皮墙，下雨时很有韵律感。房间比较大，有16平方米，虽然还是一楼，但朝南，阳光洒在床上，很怡人。同样是公共厕所，但几家合用一间用宿舍改造而成的厨房，比起先前在楼道里用煤油炉煮面，生活质量大有提升。记得搬家时，找学校后勤处借了辆三轮车，两趟就解决了。

    这可是属于自己的房子，得好好布置。先是跑到未名湖边的木工厂(那地方，现正建文科楼群)，请工人师傅做最实用的床。北大的木工师傅真是见多识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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