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文学的职责不能由作家独自承担


　　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规范下，传统文学究竟受到多大的影响？这一问题无法用量化的数字来统计和计算。市场给文学创作本身带来的冲击往往是隐性的、间接的，从某种角度来说，作家可以置身市场之外，可以在自己的范畴内生存。但是，文学出版却不行。


　　文学出版是文学与社会进行沟通和接触的桥梁，是文学走向受众的出口，它必须存在于两者的接缝处，因此，在市场至上的年代，文学的出版承受着因市场规则而造成的最正面、最直接的影响。如果可以用数字来量化市场对文学的影响，那么就体现在出版方面。假若将文学看作一个整体有机的结构，那么面对时代的涌动和碰撞，这一结构之中首先切身体会到挑战与危机的正是与外界距离最近的部分，也就是文学的出版行业。


　　当市场伦理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后，传统文学不可能使出版行业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甚至还可能变成拖累。因此，已经进入到大众生产范畴的出版业，要继续出版传统文学读物，就意味着必须在持守和妥协之间进行选择。文学出版是否应该全面拥抱市场，这是一个存在着争议性的话题。将文学彻底交给市场来决定命运，必然会强化文学的商业属性，从而可能使文学的纯粹性蒙受损失。市场伦理的存在有助于文学获得更自由的生长空间，然而，同时，它也在压缩着文学的生长空间。因此，文学出版需要与市场伦理并行的另一种价值体系，或者可以称其为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出版社要百分之百坚持文化立场是十分困难的


　　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文化变迁的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全球化的推进而日新月异，同时，精神生活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革命。没有人可以预言未来的生活将会是怎样，但是，面对时代高速的发展与变化，大众在享受快感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焦虑。


　　文学从被仰视，到被平视，直至与任何大众文化商品一起毫无差别地被拣选，经历了一个由纯粹的精神成果向可以被流水线制造的产品的转变，而那些继续将自己放置在高处的传统文学不是市场伦理下的宠儿，逐渐被抛离在主流之外。而必须接受市场伦理指挥和调节的出版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只能不断缩窄传统文学的出版份额，甚至放弃了它们中的大部分。


　　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传统文学的面世依然要依赖于传统出版业，而以互联网、手机为平台的新媒体出版模式，目前并不完全适合传统文学，也就是说，传统文学要在市场上维持一定的生存空间，就必须把自己交托给出版社。出版社面对一种不以迎合市场为目的，甚至对抗市场规则的读物，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为了企业的生存，为了利益的获得，出版社要百分之百坚持文化立场是十分困难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守护文学的职责不能由作家独自承担，同样，也不应该完全推给出版行业来背负，空谈出版行业要对传统文学负责，或者盲目指责出版社只知道发行市场类文学，都是不负责任的。更值得反思的是，整个社会是否能够提供一种与市场伦理并行的价值体系，文学以及出版社是否能够得到该价值体系的庇护与扶植？


　　出版社的坚守依赖于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市场的繁盛能够给文学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机会，真正优秀的文学也必然会受到读者的肯定。市场并不是站在文学的对立面，但是，文学的本质决定了她不可能完全市场化，她与市场的接触是有交汇但却不能交融的。编辑家宗仁发就曾经非常肯定地提出，他不赞成所有文学的权利都交给市场主宰。因此，在市场至上的年代，文学的出版就面临两难的境地。


　　市场不应该成为肯定文学价值的主要标准，更不能成为文学是否应该生存的唯一裁判者。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应该存在一种不被市场伦理左右的价值体系，因为，人类的精神需求不可能全部被消费品化，总有一些需要超拔于市场伦理之外而存在，这便需要另一种价值体系为它们创造生存的可能。作为担负文学出版使命的出版社，它的坚守依赖于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不同于市场伦理的价值体系。如果社会共同期待并且扶植这一体系的存在和完善，文学的出版也就获得了一个能够独立、健康、自主生存的空间。这是许多有文化持守的出版人所期待见到的局面。


　　事实上，文学界并没有视市场为洪水猛兽，也几乎无人认为文学就应该孤立在市场之外，作家也好、批评家也好，抑或是出版家、编辑家，都是在强调文学自身的责任和坚守，同时呼吁一种以精神层面为主旨的价值体系的建构。一些仍然坚持为传统文学留住一块田地的出版社，正是在完成一种价值体系的建构。他们仍然将文化使命与责任摆在出版工作的首位，至少是在实践中尽力保持这样一种信念，同时，愿意花费时间去思考、判断以及筹划如何使文学与市场进行合理的衔接，在最大可能保持文学纯粹性的基础上，寻求市场定位和机遇。


　　出版社担任着文化守门人的角色，负责着精神产品的出品，责任重大。尽管引领读者趣味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也可能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周期才能见到成效，但是，一味迎合市场只会断送出版社的文化品位，严重者会拉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准。合理分配出版物的种类，在人文精神和消费精神之间进行合理的区分，找到一个平衡点，才是出版社真正可以收获物质效益和精神效益的正确方向。


　　传统文学出版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扶植


　　另一方面，在文学出版进行内部的自我调节与努力之外，社会应当建立并维护一个使传统文学出版可以存续发展的有效机制。当出版社全部进入市场后，传统文学出版面临非常黯淡的前景。俗话说：精神不能当饭吃，出版社的文化持守必须是建立在可以生存的基础上的，而几乎所有出版社在谈及传统文学出版的境况时，都会欲言又止，面露难色。出版社的难处可想而知，而构成其难处的一个关键方面正是缺乏对传统文学出版的扶植与保护。


　　如果将文学的出版放在关乎国民文化素质、民族文化传承的高度，那么，为文学的出版创造有利的生存条件，开辟一条市场伦理不能左右的生存道路，便十分必要。曾经有学者指出：“政府对艺术的支持不是可有可无的赠品，它是有价值的投资，能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近年来，无论是文学界内部，还是社会舆论，都十分关注传统文学出版面临的困境，呼吁政府和社会力量给予扶植的声音也为数不少。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扶植能够帮助出版业维持传统文学的出版份额，能够在全社会营造出尊崇人文精神的氛围，促进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建立，提升大众的文化自觉，从而再作用于文学的出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当下，谈文学的未来，好像是谈中国文化的痛处，痛定思痛，必须作出反思。文学出版是整个文化事业的一个缩影，与市场伦理并行的价值体系不仅仅是文学出版的需求，更是文化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需求。


　　记者／王 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