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大事记寻觅记忆深处的流年碎影

1921年出生，陕西省扶风县人。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后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1955年至1964年，任文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办公室主任。1964年后，任外国文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副所长。1977年后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党组书记、所长。

-编者按

本文作者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长期担任文学所党政领导职务，现已年近九旬。近几年来在女儿王素蓉的帮助下，他根据掌握的材料、个人记忆和走访，陆续写完三、四万字的“文学所大事记”。因版面限制，本版选取部分内容。读者朋友可以从中看到，中国最高文学研究机构在几十年政治风雨侵袭下曲折坎坷的行进痕迹。

郑振铎所长对这场批判运动颇感意外

1953年

文学所于1953年2月22日，经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国家的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任命郑振铎为所长、何其芳为副所长。不久，周扬通知何其芳：他已和北大领导谈好，文学研究所附设北大。党政领导方面，由北大负责文学所党团日常生活及职工工资、宿舍、办公用房等，都由北大解决。所的方针任务的确定，高级研究人员管理由中宣部负责，文学所不承担教学任务。

所领导对所内专家大都比较熟悉，其中有不少是郑振铎的老朋友，很自然了解他们的学术特点和重要性。对他们的工作，根据他们的专长和自愿做了精心安排。如：在古典文学方面，王伯祥选注《史记》、余冠英选注汉魏六朝散文、诗等。俞平伯到所后，郑振铎即建议他继续研究《红楼梦》，并给他提供资料，还配了助手。吴晓铃选注《西厢记》、《元曲》，并协助郑振铎主编《古本戏曲丛刊》。在外国文学方面，根据部分研究人员的专长，安排他们从事研究或做翻译。唯独钱钟书例外。钱先生精通英、法、意等七国语言，继续研究外国文学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郑振铎认为他在古典文学方面造诣很深，希望他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宋诗选》即是郑先生给他的具体任务。后来钱先生说，假若没有郑先生的指示，我是不会担任这样任务的。

重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是所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何其芳带头认真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结合自己思想改造的经历，在小组会或全所大会上谈自己的体会。郑振铎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和学习，受到党的教育，他也在所的各种会议或老专家交谈时，谈自己学习的体会。

1954年

10月，在全国开展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时，调子越来越高，已经有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郑振铎所长对这场批判运动，颇感意外。俞平伯是他的老友，是他请俞先生到文学所工作的；进所后，又是他请俞先生继续研究《红楼梦》的。俞先生如果有错误，自己也有责任。

何其芳组织全所科研人员学习毛主席关于《红楼梦》问题的信。从11月25日至12月17日，全所批判会共开过六次。何其芳坚持发扬学术民主，要求大家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及有关著作进行全面分析，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方法开展讨论。在会上，也一再请俞平伯先生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全国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期间，俞先生仍然受到全所同志尊敬，他继续校勘《红楼梦》工作。校本完成后大量出版，据统计到1962年《红楼梦》印数有14万部。

12月20日至30日，全所结合《<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所领导召开一系列会议，对所的方针、任务、工作进行了检查和批评。群众指出，所领导“片面强调系统研究，忽视有关现状研究工作”，“脱离实际，脱离政治”，“没有反映出过渡时期的历史特点”等错误倾向；又批评何其芳对老专家“片面强调团结、照顾”的右的思想。

1955年

5月13日，《人民日报》开始连续公布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在《文学研究所今后各组工作计划要点》中，对胡风问题，指出“反马克思主义倾向。”

6月，文学所由何其芳、毛星、蔡仪、杨思仲等七人为首对胡适进行研究、批判，并在这一年7月出版的第一期《文学研究集刊》中发表了几篇批判胡适的文章。

1956年

1月3日，何其芳召开有各研究组长参加的所务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发展文学科学和培养文学研究人才的十二年计划的初步意见》及《文学科学远景规划》(草案)。

1月14日至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的精神，中国科学院发出关于实行晋升职称、升级制度的通知。当时，由毛星和王平凡按照通知的要求，作了具体准备，向两位所长和所领导小组同志作了汇报。根据所领导的意见，我们提出定研究人员职称的初步名单，其中一级研究员有：钱钟书、俞平伯、何其芳(何将他自己一级改为二级)。我们在征求学术委员会意见时，党外专家提议：给俞平伯定二级，何其芳认为应定一级。后来，在学术委员会讨论评定职称时，何其芳恳切地说：俞平伯先生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而且在社会上是有影响的，应定为一级研究员。他是我的老师，老师定为二级，而学生却定一级，这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因他受了批判，而影响晋升职称。

4月26日，由所务会议讨论通过了所学术委员会的名单，有：郑振铎、何其芳、钱钟书、罗大冈、蔡仪、余冠英、杨思仲、卞之琳、李健吾、贾芝、毛星、力扬、王燎荧。

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其中有一段是指在批《<红楼梦>研究》问题时，曾经有人在报上指责俞平伯先生垄断古籍，何其芳为此专门做了调查，证明并不符合事实，后来他特地给陆定一写信，要他在“双百”方针的报告中，替俞平伯做些必要的解释。这段话是何其芳在原稿加上的。

11月24日，在《文学研究》筹备中的第一次编委会议上，何其芳提出：“我们希望，这个刊物能把专家的稿子都发表出来，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抛掉那些清规戒律。”

何其芳对郑振铎也成了批判对象，感到吃惊

1957年

4月6日，《文学研究》创刊。何其芳提出，要办成“专门学术性的刊物”。

4月27日，整风运动指示发布后，文学所党组织召开党内外群众座谈，欢迎“鸣”“放”，帮助党整风。

7月4日，何其芳向党支部全体同志传达党中央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精神。他结合不久前关于学习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的总结说，我所知识分子队伍基本上是好的。我们主要是学习，受教育。他根据文件精神，提出“批判右派，不要具体点名，要进行说理批判。”后来，把何其芳的讲话当作右倾思想，受到全所批判。

在上级党指示和群众批评下，何其芳代表所领导小组在全所检查右倾思想。经所内外群众揭发批判，有8位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荒芜、高光启、卢兴基、张国玉、高国蕃、杨思仲、霍应人、王智量)。有的党团员也受到不公正的党团纪律处分。

谁能想到右派分子中，竟然有现代文学组组长、所领导小组成员杨思仲(陈涌)。

7月下旬，《文艺报》一位副主编寄来揭发材料，说：“右派分子”冯雪峰在《文艺报》座谈会上有“现行问题”，杨思仲在会上有“大变动的前夜”等右派言论。随后，作协领导刘白羽到文学所找何其芳、毛星谈杨思仲在《文艺报》及与冯雪峰要办同人刊物等右派活动。

8月2日，文学所召开批判“右派”杨思仲大会。会后何其芳问郑振铎有何意见？郑先生坦率地说：杨思仲除了他和冯雪峰的关系外，我听不出他有什么右派言论。至于冯雪峰问题比较复杂。我在作协批判冯雪峰反党问题时，没有发言，也没有写文章。冯雪峰是我的老朋友。他叹了一口气，用他的习惯语言说：我的新朋友杨思仲怎么也成了右派？他建议不要再批判了。

不久，中宣部讨论文艺界反右问题。会前，毛星给周扬写信：杨思仲参加革命很早，是党培养的文艺干部，应该全面地看，他是一贯忠于党的，不应当划为右派。在会上，为杨思仲问题争论激烈。何其芳从延安鲁艺、马列学院到文学所，全面讲了杨思仲的情况，要求不要划为右派。刘白羽说：“杨思仲不定右派，《文艺报》就没有一个右派了。”随后，中国科学院党委通知文学所召开支部大会，宣布开除杨思仲党籍。决定一经宣布，在场的《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失声痛哭，表示不理解。

1958年

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文学所民间文学组与民研会积极投入收集民歌及民间文学等。

8月，何其芳、唐棣华到河南参观“诗村”。这是当地“大跃进民歌”搞典型的一个村，早已实现了“诗化”，人人做诗，天天做诗，名声很大。说要出几个李白，几个郭沫若。何其芳对这种做法表示怀疑。他回所后，向所里介绍时说：这是浮夸风。

8月6日，召开第四次所务扩大会议，讨论“十一”献礼，计划出四十本书。

全学部响应中央号召，开展“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文学所专家钱钟书、孙楷第、李健吾、杨季康等受到大字报的点名批判。何其芳看到，老所长郑振铎竟然也成了全所批判对象，感到吃惊，不同意这种作法。他在所务会议上提出，对郑先生批判一周。对郑先生的学术思想批判，在10月中旬只开过三次批判会。这时，郑先生正忙于准备出国，但他还是积极参加了会议。他于10月8日召开全所大会，在会上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对钱钟书、孙楷第、李健吾、杨季康等学术批判，只限在古代组、西方组进行。

10月17日，郑振铎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去阿富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后因飞机失事，在苏联上空遇难。这是中国文化界一大损失，更是我们文学所的重大损失。

文学研究所成立以来，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对正常开展科研工作十分不利。如何办所、办刊，是全所关心的大事。毛星根据他在所几年工作中的体会，1958年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曾经提出改进工作方案，受到所内同志们的欢迎。但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却有人把这个工作方案当作所谓“五字宪法”批判，认为这是“违反总路线的纲领”，是“毛星右倾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

全所群众运动以来向何其芳贴出120张大字报

1959年

2月23日，何其芳、毛星向周扬请示，文学所和刊物如何纠“左”。

3月6日、11日，先后召开党内会议，何其芳说：“这次开所务会议所以请副研以上参加，主要是要求大家写文章，展开辩论的风气，特别是被批评的本所同志，如孙楷第、钱钟书、杨季康、李健吾，都可以写文章。”

7月6日，何其芳同志被任命为文学所所长。

9月22日，反右倾运动在文学所开始，何其芳、唐棣华在支部会上第一次自我检查。唐棣华是被康生点名批判的。

1958年，中央为了加强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党的思想工作，调了一批局级干部担任各所党的领导工作。调化工设计院院长唐棣华到文学所担任副所长。唐棣华思想作风正派，精明能干，富有党的工作经验，是何其芳领导工作的得力助手。但是她的丈夫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有关方面要她揭发交代黄克诚问题。康生在她的检查材料上批道：丝毫不触及黄克诚勾结彭德怀阴谋篡党这个要害问题。10月14日，唐棣华在支部大会再作检查。10月19日、20日，支部大会揭发、批判唐棣华的右倾机会主义，被定为“严重右倾”，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62年4月25日，学部分党组会议，决定取消唐棣华严重右倾的结论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在唐棣华受批判期间，何其芳对她仍然充分信任，向党内外宣传延安整风精神，正确对待受批评的同志，为唐棣华顺利工作创造条件。这种坚持原则爱护干部的精神，至今回忆起来，还是感人至深的。

10月下旬，运动重点开始转向何其芳、毛星等。

11月9日，何其芳在支部大会再作检查，他说，现在看来自己的问题是：“一.封建阶级在野派、隐逸派的清高思想；二.资产阶级影响;三.个人主义的东西还没有肃清。”世界观上“主要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同日，毛星、蔡仪也作了自我检查。

12月，全所群众运动以来就向何其芳个人贴出120张大字报，指出何其芳在工作中根本违背党的总路线，在一系列方面都表现出右倾机会主义，并尖锐地提出他的整个文艺思想是修正主义。

12月14、17日，何其芳先后在领导小组扩大会和十七级以上党员会议上作检查并作说明。

1959年春天，中央交给文学所一项任务：从中国历代笔记小说中，编选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同年夏天，这本书基本编成。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选了这本书的一部分故事，印发给到会同志。

1966年，这篇序言在修改过程中的一些小事传出后，却构成了批判的把柄。问题出在誊写过程中。毛泽东在一处加了一长句：“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何其芳在誊抄到“光昌流丽”四个字时，觉得非常精彩，但没见前人这样用过，为慎重起见，就通过电话询问俞平伯。得到肯定答复后就继续抄上去，这种在编审工作中常遇到的事，当时却变成了“怀疑伟大领袖毛主席，相信反动学术权威”的“罪行”。为此，何其芳等在一片“打倒”声中遭到长时间严厉地批判。

1960年

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机关职工生活只能以“瓜菜代”。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与黑龙江领导联系,调了一批马哈鱼、黄豆等补助高级知识分子。又从内蒙古调一批牛肉分给高级知识分子。文学所领导派人到北京郊区大兴县、河北昌黎县昌黎公社建立基地，解决职工生活困难。

在反右倾整风运动后，何其芳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根据中宣部领导的指示，增加了一些新的任务。经所务会讨论决定，所的重点科研项目：㈠编写《文学概论》(蔡仪主编)；㈡编写《中国文学史》(余冠英主编)。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

文学所的科研工作，并未因反右倾整风而全部停顿下来。何其芳同志利用时间，多次和古代组商讨编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

2月8日，周扬到文学所讲话。周扬针对群众运动中对何其芳全面否定的看法讲道：“领导同志在文章里、言论里表现了若干资产阶级观点，或者修正主义倾向，但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修正主义的体系。修正主义是敌对的，如对新的文学估计不够，热情不够，这是错误；对资产阶级文学，感情上有联系，因为自己身上有旧的思想感情，但文学所的领导同志，不是对新文学采取敌对的态度。”

8月至9月，领导小组讨论所的方针任务及整改方案。何其芳说：“研究工作是否还提为阶级斗争服务？我们的工作做好了，也就是为工农兵服务。”

1961年

1月4日，毛主席为《不怕鬼的故事》序文修改在接见何其芳时曾问道：“你是不是也被辩论过？你服不服？”(指1959年受批判)何答：“许多意见都是有道理的，对的。”毛主席继续问：“你现在还有威信吗？还能工作下去吗？”何答：“还可以工作下去。文学所的同志过去可能有些盲目信任我。经过这次运动，大家对我的错误能辨别了。以后我正确的他们就相信，不正确的他们就不相信。”毛主席说：“你比在延安时候书生气好像少了一些。”

2月，何其芳又一次主持制定《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方针任务》，提出建立“具有我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科学”。

11月8日，何其芳根据“文艺十条”又制定了《改进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意见(初稿)》,强调学术问题“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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