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删去批判《海瑞罢官》文章中的关键词

1962年

5月9日，所内传达周扬的讲话，主要是说：研究所要以研究为主，要写出东西，出人才。并说：各种研究成果都要鼓励，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著作可以出。教条主义也要反，简单化的方法本身是教条主义，反了教条主义，革命才能胜利。

12月24日，中宣部召开学部各研究所工作座谈会，学习贯彻十中全会精神。周扬说：“定一同志讲，学术问题不要搞得很严肃，搞得很紧张，学术和政治还是要分开。”

1963年

4月，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何其芳、毛星、贾芝、陈翔鹤等参加。会上反对柯庆施提出“写十三年”的倡议，认为柯庆施“不懂文艺”、“简单化”“挫伤了作家”的“积极性”，针锋相对地提出“要写四十年(指五四以来)”，“写一百零五年”，“不要太狭窄，要多样化。”

5月17日，何其芳在学部分党组扩大会议上作“五反”运动的检查。

6月，陈翔鹤经何其芳同意，正筹备改变《文学遗产》的内容，使之成为包括中外文学遗产的刊物，《光明日报》突然向何其芳表示要撤换现任主编，另请余冠英担任主编，何其芳、陈翔鹤都不同意报馆的意见。经何其芳考虑后，便决定将《文学遗产》交给《光明日报》自己去办。陈翔鹤另编文学所的《文学研究集刊》。

1964年6月《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出版，因故而未出售。

1964年

3月23日，何其芳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强调：“光学《毛选》是不够的，要学‘马恩’的东西，才能很好地理解主席著作。”

3月，由唐弢主编的《现代文学史》(讨论稿)内部印刷出版。

10月，周扬指示：在文学所建立“评论”小组，何其芳任组长。

1959年，在何其芳同志的倡议下，由叶水夫同志牵头，编辑出版了两辑《苏联文艺理论译丛》。从1961年起，以《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增刊的名义，出版了《外国文学现状》，不定期，后改为周刊，每期几千到一万字不等，内部发行，

1965年

2月26日，何其芳去安徽“四清”。

6月1日，何其芳等人自安徽回京。

6月16日，周扬到文学所座谈，强调要搞“大中型”的研究项目，这是关系“文学所的存亡。”

7月，何其芳四清回来后，周扬指示帮助林默涵抓一部分评论组工作，负责“批判”田汉、夏衍小组。

7月30日，何其芳向所内干部传达周扬指示：“对夏衍的《赛金花》可作为三十年代作品重新评价，不是批判”；“对夏衍的《电影论文集》和田汉创作要重新评价”；并要“转入正面评价。”

10月25日，学部传达周扬讲话，其中说要“提倡个人创作，给予自由，不搞小偷小摸人才。”

1966年

2月，文学所成立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核心小组”。何其芳说：“我们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我们解决尖端问题，”即“清官”问题，“道德继承问题”等；又说“讨论的发展，将来很难说现在支持姚文元的就对，反对姚文元的就错，把问题说得太死，以后不好办。”何其芳对《文学评论》发表一篇批判的文章中有关“罢官”部分加以删改，将原稿中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庐山会议”等关键词全部删去。

作者：王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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