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 《故宫》、《敦煌》相比，《千年菩提路》就只空有五个字——不是一座紫禁城的砖墙、文物，也没有古老的洞窟、壁画、月牙泉。而也是这五个字，涵盖了整整两千年佛教在中国的传承与发展，光是梳理脉络，就足够忙活一年半载。对于做纪录片的人来说，这其实不算是个好题材：太虚，没有明确的载体；庞大，又散落在很长的时间段里，很难确立主线。而佛教是什么，没有人一时半会儿说得清楚，从知识分子案头的《金刚经》，寺院早课的钟声到智者清谈后留下的只言片语，谁心里没有自己的读解？

　　虽然是烫手山芋，但是周兵很高兴，他说自己是个做了多年电视的手艺人，能用自己熟悉的“手艺活”把佛教的历史与教义讲给更多的人听，他更愿意相信这是之前许愿得到的回应。

　　在创作伊始，观众就被设定成两个群体：普通人与佛教徒。后者是个广义的概念，除了真正懂得教义，潜心学习佛法的，还有大部分是习惯在逢年过节去烧香拜佛保平安的人们。对这个庞大的群体要说些什么呢？

　　“他们看到的常年不灭的香火，成卷的经文，漆了金粉的佛像是器物，是形式，并不是佛教本身。”李欢认真地对我说。

　　曾经在路透社工作的李欢并不信佛，外媒的氛围让他一向敏锐、迅速、高效，而这部片子让他也慢了下来，就算是做制片人，和周兵在广播学院做过四年同班同学的他也参与到了整个创作过程里，而不是简单地做一个核算成本、管理团队的“项目经理”。

　　在主题的确立上，他很快与周兵找到了共同的方向。他们决定抛开这些表面的东西，不去拍典籍是怎么保存的、寺院是怎么建的、烧香应该注意些什么，而选择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了解这个从印度传来的“思想”怎样在两千年前的中国扎根下来，繁衍生息，在政权的更迭和本土文化的冲撞中怎样变化——正是因为佛教本身极大的宽容性，又让它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充满未知，要怎样在现世继续发展。然后，他们为这些飘在空中的“思想”找一个脚踏实地的载体，那就是遍布山林中的道场了，就像比尔·波特去寻访中国隐士时踩着泥土上山一样，周兵也带着他的人马去了所有与佛教有关的名寺。

　　因为观众里有懂的，似懂非懂的，完全不懂的人，所以，创作团队把这部片子的目标定为：学佛的人挑不出明确的错误，而普通人可以看明白里头的教义与历史、文化的脉络。

　　听起来很简单，单是为满足第一条，就几乎找来了国内最好的佛学学者坐镇把关，反复研习直到片子播出，每一集都经历过至少五轮以上的修改和校正。“就拿《拉卜楞寺》来说，我们可能会想到僧侣辩经，或者为什么要‘晒佛’……可是学者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剥开这些表象的东西，发现内核，他们给的意见是它与其他藏传佛教的寺院有什么不同，和哲蚌寺、布达拉宫相比，它不是最大的，不是最重要的，却是最长久地保留了藏传佛教的经院式的教学体系，这就是学者们对这部片子的影响，他们让线索和主题更加清晰，信息量更充实，更有价值。”

　　在做到第二条时，创作团队拒绝了时下流行的猎奇式讲故事方式，完全和“《走近科学》式”的悬念冲突告别了，即便是搬演，都默契地选择了尽量简洁、平实的表达方式，而在这一环里，创作者也有新的尝试。《大昭寺与小昭寺》的导演以原壁画形象做成动画，结合当时的地图与文成公主进藏路线的描述，清晰地讲述了大小昭寺建立的原因和过程，动画的表达很清晰，壁画里的面孔也更亲切些。

　　“更亲切些”，也是周兵想说的。在完整版本的《普陀山》一集，最先的脚本设计了一对陌生的青年男女，一个从四川，一个从上海，去普陀寻找佛陀的意义。他们相遇在山上，没有发生爱情，却多少有些戏剧性。周兵想用这种从城市出发，去山林寻找佛陀的方式来表达现代人与佛教的关系，虽然这次尝试最终没有通过，推倒重来后还是用了传统的方法拍，周兵说以后还是会再把它拍出来。

　　“你知道吗，佛教里有很多东西是很活泼的，本来我以为都是高深的严肃的，直到一个僧人对我说，‘日日是好日’，告诉我过好每一天，那一生就都是好日子。又一个僧人指着院子里的花给我讲一些很深道理，我忽然觉得，拍这部片子的时候也是可以不沉重，不那么一本正经的，我们可以亲切地讲一些深刻的东西。”周兵接着提到明代以后的寺院，有明显的皇家宫殿风格，虽然它表示了庙堂的神圣感，但其实早就不适应于现代人生活的，就好像禅宗的修行是方便法门一样，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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