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北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为掩盖丧权辱国之耻，宋真宗赵恒急欲封禅泰山，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王钦若等一班高级幕僚们对此心领神会、暗中筹划。于是在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后，君臣间非常默契地导演了一出“降天书、封泰山”的历史丑剧。天书观作为因天书降临而创修的祠观，成为这幕历史剧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

先是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初三，赵恒像平时一样上殿视朝，皇城司官员忽然来报：守门卒发现宫城左承天门南角挂着一条两丈多长的黄帛，上面隐约有字迹。赵恒闻报，立即对群臣说，他去年曾做一梦，梦见神人对他说今年正月天降“大中祥符”三篇，想必这黄帛正是天书下降！群臣立即跪拜称贺，说是天书降临，应前往奉迎。赵恒当即率群臣至承天门，焚香跪拜，取回天书，由枢秘院院长陈尧叟启读，其上有“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等谶语。赵恒跪受“天书”，随后将其藏于金匣。当晚，赵恒在宫内大宴群臣，随后派人祭告祖宗天地，并下诏改年号为大中祥符，大赦天下，朝廷官员与京官均升职加俸，特赐京城百姓聚饮五日，并登上乾元门，观看百姓欢聚饮酒，赐1500名父老衣服、茶叶等礼物，又分遣近臣赶赴四方，宴请驻守边关的将领，掀起普天同庆的热潮。四月，天书再降皇宫。“天书”之两降皇宫，实乃旷古未有之祥瑞，于是陈尧叟、丁谓等一帮大臣们引经据典，向皇帝及同僚阐述天降祥瑞的伟大意义。降天书的消息传出后，各地的各种祥瑞纷纷上报，一时间举国遍出灵芝瑞兽，百姓欢欣鼓舞，全国海晏河清。为了表达全国臣民的迫切心情，宰相王旦等率领文武百官、少数民族首领、和尚道士、社会名流等共计两万多人，前后五次上书，恳请真宗响应上天之吉兆，尽快举行封禅大典。

经过臣民的“百般努力”，真宗终于下诏“十月有事于泰山”，先遣官王钦若等先行赴乾封县安排有关事宜。没想到随着这位王大人的到来，天书竟再降于泰山脚下。五月，泰城西有“醴泉”涌出，真宗下诏于泉上建亭，额题“灵液亭”。六月六日，木工董祚于灵液亭北“见黄书林之上”，王钦若立即将天书降泰山之事奏报。宋真宗亦自称夜梦神人向他宣告，“来月上旬，当赐天书于泰山”。真宗于是下诏“泰山灵液亭北，降天书之地建殿”，殿名天贶殿，包括大殿在内的整座祠观便是天书观。

十月初四，在载着天书的豪华玉辂引导下，真宗一行浩浩荡荡离开京城，17天后到达泰山。经过三天斋戒，真宗登泰山顶完成了祭天仪式，第二天又在社首山举行了祭地典礼。《宋史·本纪第七》记载这一盛大场面：“帝衮冕奠献，庆云绕坛，月有黄光。命群臣享五方帝诸神于山下封祀坛，上下传呼万岁，振动山谷。”十一月二十日，真宗返抵京城，封禅大典圆满结束。

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八日，真宗下诏：令兖州长吏于六月六日天书降泰山日，诣天贶殿建道场设醮，永为定式。此后有宋一代，六月六日这一天被称为天贶节，举国欢庆。

北宋亡后，金、元先后入主中原，在异族的统治下，天书观没有了来自皇家的恩遇，稍显沉寂。但恰恰就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以及朱明王朝初期，泰山碧霞元君信仰在东岳泰山大帝的领地如暗流涌动，逐渐兴盛起来，天书观成为碧霞元君在泰山及其周围地区的一个重要信仰中心。

于是，在宋真宗封禅泰山整整五百年后的明代正德二年（1507年），天书观又一次受到全天下人的瞩目。这一年，鉴于碧霞元君已成为全国各社会阶层普遍信奉的神灵，其祠庙遍布大江南北，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正德皇帝下令在天书观旧址建碧霞元君殿，并御制告文，遣官诣殿致祭。自此，天书观虽然还叫“天书观”，但已经与北宋真宗皇帝的“天书”彻底没有了关系，改头换面成为专祭碧霞元君的庙宇。正德帝甚至为这位女神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的税种———香税，美其名曰泰山元君祠香金备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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