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家人提出的迁葬问题，赵处长说曾建议公路部门对王家予以补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挖掘完毕后，遗骨我们可以考虑给他们安葬祭奠，但文物肯定是属于国家的。”

因为围绕其中一些问题，双方僵持不下。挖掘暂时停着，工程也暂时停下来了。事实上，涉及到的几方都很焦虑。

打开的墓不能总是这样拖延着啊。王可举和族人商议，在墓旁搭起了彩条布棚，安排了3个人，24小时轮流着看守坟墓。一来要防盗墓贼；二来事情没结果，害怕人家采取强制措施。

还真有盗墓贼来。冬天时，他们发现有人在墓旁打了个很深的洞。

文物局也不敢掉以轻心，也在墓旁边搭了个小棚，由两名考古人员守着。6月4日，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对来访者说，估计这墓里也没有文物了，周围都有盗洞。“事实上古墓葬挖掘后就结束了，挖掘是一个解剖过程，挖掘完就消失了。下一步有可能这个文物点就消除了。具体怎么做，现在我们在请示上级做决定。“赵强说。

而这是王可举和家人难以接受的。他们的心愿是老祖宗王徵的墓能真正得到保护，哪怕要拆迁，也要最终得到安置，能让后人有一个可以凭吊纪念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地方。

“把村庄的文化根脉留下来”

2009年春天，王可举家的老宅子被咸阳市考古单位认定为是王徵故居，并确定为重大考古发现。当时，王可举还写了篇祭文。祭文中，他对这位对国家、民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祖先表达了景仰和怀念之情。

读书不多的王可举热爱文化，近年来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收集王徵的资料上。在他看来，这不仅是祖先绵延数百年的荣耀，也是家族的文化根脉。

王徵墓被挖掘后，王可举四处奔走反映，他说，要给老先人一个说法。

而反映问题的过程中，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要证明你是王徵后人，拿证据来。他说，在一次“谈判”中，对方让他拿出血缘证明，“那不就是做DNA嘛。”

虽然每年清明上坟，从小跟着爷爷、父亲上坟，还记得幼年时祖宗坟头的石案。可这些能说明什么呢？王可举只得拿出家谱。这本发黄的家谱上，表明修谱的时间是清代，王徵是家谱上的五世祖。“家谱幸亏‘文革’时被西北大学的李之勤教授借走了，才得以保存。要留在家里，肯定都毁了。”王可举说。这本2005年才回到王可举手中的总家谱，再加上小家谱，使王家的传承根系分明，清清楚楚。

也许，让王可举纠结和焦虑的，还有村庄文化根脉的日渐式微。

泾阳一带，自古是关中文化根脉所系的地方。尖担王村，是一个典型的关中村庄，也是一个尚有丝丝文化根脉的地方。

王可举的家，是一处虽不复往日气势，但仍有遗韵的明朝老宅，已被认定为王徵故居。当年的高屋大院，如今只剩下两边的厢房，滴水檐下的石板青油油的。大门口，断石残垣，散乱堆放着祖先的石碑以及雕花的石蹬。

屋檐下，有两块完整的石匾，一边是“君子乡”，一边是“鸣珂里”。这是旧时村庄城门两侧的石匾。据考证是王徵的手迹。

王可举还记得被拆之前的村庄土城墙，那是明代的，1965年时被拆。“父亲在世时，这两块石匾让人拉去盖红苕窖了，我给了人家100元，拉了回来。那人说，既然是先人留下来的东西，就存下来。”他说。

王可举还记得，家里的老宅，主体曾是高大的窑楼，明朝建筑，雕梁画栋，很漂亮。文革快开始时，父亲主动把祖屋拆了。“房是招牌田是累”，怕被定为富农的父亲，因为拆了房，才被定成了中农。

至今，王可举记得父亲的后悔，也记得父亲的无奈。

1996年，王可举在家中迎接了一个客人，他就是老将军张震。1936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在这里整修，时任团长的张震曾在王家住了8个月。“那次他一下车，就说，60年了！进了厢房，说，我住这儿，警卫员住那儿。老人来时，拿的地址还是鲁桥庙南河西王家堡东门里。只是如今庙被拆了，城门也早不见了。”王可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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