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对经历过文化浩劫，又经历了经济大潮的尖担王村来说，文化的根脉还是顽强地存在着。王可举家对面，一户人家门口还放着一对精美的雕花石蹬。村子旁边的田野里，麦收后的地里还散落着一些石碑。那是王家祖先的石碑，上面的碑刻精美。“原来，老祖先坟上的石门、石羊都全着呢，小时候我们也在那儿玩。现在就剩下一片地了。”王可举有些惆怅。

3年前，王可举和族人商议着，成立了一个王氏宗族事务管理委员会。他们想给王氏家族修个祠堂，现在所做的事情是把祖先的墓碑迁了回来。这个墓碑是2008年找回来的，已断成两截，一截盖水渠，一截在三原县一户农民家当踏脚石。

在老宅子里，王徵的画像被供在主要位置。在“明代科学家王徵”的一个资料旁，挂着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那是王可举的父亲写的。

多年来，每逢清明、年节，王家人都要去祭拜祖先，缅怀先祖。今年，坟被挖了，他们依然去祭奠，还放了炮。“这是我们的根，祖先留给我们的骄傲。我们希望这些文化的根脉能留下来。”王可举说。

王徵其人

无论身后事多么纷纷扰扰，王徴注定是陕西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

一直关注和研究王徴的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科研人员丁瑞中认为，王徵这个历史传奇人物，是明清之际中西会通的重要历史人物。他的名气没有徐光启那么大，可能一是因为他做官时间不长，共3年多时间；另一方面，王徴本人虽是明朝死节的忠臣，也是天主教徒，而清朝时对传教行为开始严查，王家刻意低调，也有一定的关系。

王徵是中国封建社会典型的儒生士子。他仕途坎坷，自从24岁中了举人，此后“十上公车”，一直不中。直到万历年间中了进士，已经是52岁的年纪。此时的他，在乡间已有盛名，人人闻之庆贺。

中进士后的王徵赴任直隶广平府推官，不到一年，父亲去世，回家丁忧三年。再去扬州上任，不到一年，继母去世，又回家守孝。等到孝满，被好友推荐监辽海军务，不料部下叛乱，好友被处刑，王徵后遇赦返家，已是60多岁。

此后的王徵，再也无意官场。虽然他在任时，名声清隆。

他在直隶做官时，办案严明，不偏袒权贵，也不冤枉好人，曾写下对联自警：“头上青天，在在明威真可畏；眼前赤子，人人痛痒总相关”。

在扬州时，魏忠贤权倾朝野，当地长官要为其建生祠，他竭力阻止未果。建成后，只有他和同乡拒绝去朝拜。时人赞其劲节，被称为“关西二劲”。

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却并不迂腐。早年便对技术感兴趣。曾经设计农民用于灌溉的“鹤饮”、自转磨、代耕、轮壶等水利工具和农具，著有《两器略》、《远西奇器图说》等书，都是关于机械工程的。他在科技方面的贡献，使他无愧于科学家的称号。

王徵一生最为传奇的，还在于他是第一批中国的天主教徒。他进京赶考时，认识了当时的名士李之藻等人，其时利玛窦到中国传教，李之藻与其交好。很可能王徵和利玛窦等人都有交集。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是他的好友。大约在40多岁时，他受洗成为一名天主教徒，教名斐力伯。

王徴所处的历史时代，正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历史关键时期，当时，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成功，影响了一批中国士大夫。同时他也把中国文化带回西方。王徵有着坚定的天主教信仰，曾著成《畏天爱人极论》，阐述天主教思想。身为儒家的他，曾因无子被家人逼迫纳妾，写下情真意切的忏悔文。台湾学者黄一农在 《两头蛇——— 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书中，对王徴有专节描述。为完成此书，黄一农还曾亲赴王可举家访问。

据丁瑞中介绍，更为可贵的是，今天我们使用的汉语拼音，王徵是其中重要的推动者。当时，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言语不通，遂著有《西人耳目资》，就是说语言就像人的耳目一样，这本书正是一本字典。王徵资助其刊印，并在其中进行了大量的校对、修改等工作。王徵归乡后，在家乡建教堂，进行赈灾、防盗等慈善事业，还曾在泾阳设天文台——— 景天台。这个天文台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被拆除。

公元1643年，李自成攻陷西安，请王徵做官。王徵手题墓门之石，按剑等候来使，欲拒绝不成就自杀明志。不久，崇祯皇帝自杀。王徵绝食七日而死。死后，因一生操守，被称为端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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