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多费时间。”汪手术后，由于刀口很快平复，不几天即全部拆线。31日，汪先后会见周佛海、林柏生和伪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以及陈春圃等人。当夜汪即下楼，“与亲友度除夕”。1944年元旦，汪照例发表了新年谈话，仍鼓吹要为“肃匪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产”三大工作做更进一步的努力，“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以谋大东亚战争目的之完成”。当日还接待了前来贺年的诸亲友。2日，又接待了来访的周佛海及日本顾问犬养健等人。3日晚间，汪邀周佛海夫妇参加家宴。4日至9日，汪接连主持了伪行政院会议、军事委员会会议及国防最高会议，还主持了伪国民政府召开的所谓庆祝参战周年纪念大会，而且每天都接待来访者。7日，汪还特地设宴招待桃井及后藤等医务人员，以示谢意。这一切说明，汪在手术后，身体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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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上述现象恰如回光返照。就在汪精卫甚为庆幸之时，他的身体情况却很快急转直下。1月9日上午，汪在出席了所谓参战周

年纪念大会之后，身体即感不适，体温不断升高。当天中午本应出席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火田)俊六及天皇幼弟三笠宫崇仁亲王的午宴，因高烧而不得不“回辞”。第二天体温仍然不退，但因已预定回宴烟俊六及崇仁亲王，不能取消，只得抱病勉强主持。此后，高烧一直不退，但原因不明，一般怀疑是“手术时尚留有积血”。汪不得不停止一切政务，卧床休养。至21日，创口更感奇痛。25日，汪勉强起床，与家人合照了一张相。之后，汪不仅高烧不止，且腹部以下肢体重度麻痹，连简单的每日大事记也不得不停止。因此，他的日记也就记到1944年1月25日。

此时，桃井及后藤面对汪的病状也束手无策，只得通过日派遣军总司令部电请黑川利雄再来南京诊治。黑川回忆说：“第二年(1944年)2月，接到了从南京打来的汪精卫病情恶化的电话”，他随即飞往南京，立即为汪检查，“发现原来日本军医部长把汪精卫背上的子弹取出了，结果汪的两腿变得不好使了。”黑川到南京的时间，大约是2月18日以前。黑川进一步检查后，断定汪病为脊骨癌，学名为“多发性骨髓肿病”(此病至今被视为不治之绝症)。由于南京病院设备简陋，无法很好治疗，黑

川提出将汪移送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继续治疗，时间定于3月3日。黑川还建议，此前先请名古屋帝国大学脊椎病专家、日本神经外科泰斗斋藤真来南京再作一次检查。随后，日派遣军总司令部便派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于2月28日上午飞往东京进行安排。28日下午，周佛海由上海飞抵南京，在与陈公博及伪内政部长梅思平面谈后，“始知医生密告，汪先生之病虽一时不致危险，但所患为脊骨瘤，此病十九不能痊愈，赴日亦不过尽人事”。29日，陈公博、周佛海、鲍文樾、林柏生、陈君慧、陈春圃及周隆庠等人，齐聚南京颐和路23号汪精卫宅，在听取陈璧君关于汪的病状及决定赴日经过的说明后，决定汪赴日后，由陈公博、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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