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位明英宗朱祁镇，真是好有一比:在北京高峰时段开车:生不完的气。

　　先说年号问题，明朝皇帝在位时间再长，年号也只有一个，惟独他特殊，在位总共不过十五年，年号却有两个，前一个叫正统，后一个叫天顺。倒不是因为他非要搞特权，两个年号之间，是由一大堆可气的事串起来的。

　　先说正统朝，差不多是地球人都知道的，这么多的忠良干才他不信任，偏宠信一个教书先生出身的太监王振，一干阉党把国家祸害得乌烟瘴气。后来瓦剌犯边，忠臣良将的苦劝不听，偏听死太监撺掇，非要御驾亲征，带着几十万人牛气哄哄出了长城，按说既然亲征你就好好打啊，他不，走到半道又后悔了，连敌人影都没见着就撤兵，撤兵么撤得快点啊，跑还没跑成，让人家围在土木堡包了饺子，稀里糊涂一场混战，几十万大军全死光，连本人也当了俘虏。丢人到如此，实在可气。

　　英宗被抓到蒙古高原上去啃生羊肉了，烂账总要有人收拾。皇帝让人绑了，敌人打到家门口了，总不成学宋朝来个衣冠南渡吧！还好有他亲弟弟给他收拾，弟弟朱祁钰继承帝位，改年号为景泰，可气的正统朝总算

结束了。景泰帝信用良臣于谦，成功组织北京保卫战打垮敌人，再运用外交压力，逼得瓦剌把英宗放回来当太上皇，总算不用学宋徽宗那样客死他乡。折腾半天，祖宗江山差点丢了不说，皇位也折腾没了。这样的闹剧，怪不得别人。

　　虽是傻事败事一箩筐，但傻人总算有傻福，虽说皇位没了，命还是保住了，回来舒舒服服过太上皇的日子倒也不错，可他不消停，拉帮结派培植私人势力，几年后趁着弟弟病重搞了场“夺门之变”。夺回了皇位不说，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杀掉了功臣于谦。并把当初北京保卫战的功臣们来了个大清洗，掌握朝政大权的都是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一帮奸险小人。虽然过了没几年，这几个人也被明英宗清算，下狱的下狱（石亨），充军的充军（徐有贞），被杀的被杀（曹吉祥），可明朝的政治气象，还是一片乌烟瘴气。

　　皇位夺回来了，自然就要改年号。于是，明英宗改年号为天顺。从正统年到天顺年，打败仗，杀忠良，宠小人，乱国家，尽是他办的败事，每每读史到此，不知有多少人气得直哆嗦。

　　可正统朝的事毕竟年头远了，真正给后世攒下麻烦的，是天顺朝。

　　“天顺”么，按字面意思，自然有风调雨顺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天顺”朝时代的明朝，运气还真不坏，别的且不说，单说绑过明英宗票的瓦剌，那在土木堡创下击败明朝几十万大军，活捉明朝皇帝伟业的瓦剌首领也先，没死在大对头明朝手里，倒在内战中被一刀砍死。到了天顺朝时期，瓦剌又和邻居鞑靼打个不停，因此，虽然少了良将于谦，但终天顺一朝的边境形势，还算是太平无事。

　　边境无事，关起门来搞建设也不错，老百姓么，要的不就是个太平日子？可天顺朝的事，却真个不太平。先是拥立英宗复位的三员猛将:大学士徐有贞，武将石亨，太监曹吉祥，相互之间先干起仗来，拉帮结派，你争我抢，最后相继败亡，虽说没惹什么大祸，可从天顺初年到天顺五年，这帮人来回折腾，至于国家建设之类的正事，那是顾不上了。

　　按说官场斗争，小人得志，盛世也好，衰世也好，都算是寻常事。封建时代，只要有明君坐镇，因势利导，非但惹不出什么麻烦，搞好了也能有个国泰民安，至于当时的皇帝明英宗朱祁镇嘛……

　　朱祁镇这人，饶是办了这个多傻事，可你要说他是

昏君，还真有点冤枉他了。
　
　　就拿土木堡之变来说，御驾亲征被抓了俘虏，进了蒙古人的战俘营，按说够丢人了，可他不，当囚徒还当出水平来了，日子没多久，从蒙古人的看守，到那些跟他打过交道的许多蒙古将军，甚至到瓦剌首领也先的弟弟伯颜，全和他成了好朋友，一个个对他死心塌地。甚至那位伯颜将军，多次为了放不放他回国的问题竟然和亲哥哥也先吵得脸红脖子粗。他被接回京城时，伯颜将军亲自相送，一直走了几十里才洒泪而别。这份凝聚力，哪像个昏君，分明是明君的气度么。

再说到个人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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