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也罢，兴兵无数，就是为了夺下它来。到了明朝，这里成了明朝的领土，也是防卫蒙古进攻的要冲。可蒙古人，始终对此不甘心。

于是，蒙古使团穿过河套，经兰县入贡，然后返回河套平原，接着……就不走了。后来，盘踞在这里的蒙古人越来越多，在那里放马，牧羊，日子过得悠哉悠哉，每到中原地区秋收的时候，就成群结队出去抢。原先人家来抢，还要不远万里的折腾，这下可好，中原的大好河山就在眼皮底下，几步路的事。越抢越肥，越肥越抢。

等明朝意识到麻烦的时候，鞑靼人“已经在沙家浜扎根了。”

赶赶不走，防防不住。大明的北部边境，从此长久承受胡骑肆虐之苦，这就是困扰明朝上百年的“套患”问题。究其根源，正是朱祁镇埋下的祸患。

尽管终天顺一朝，蒙古部落因为内战缘故，与明朝大规模军事冲突并未发生，可大明边防，越发的有边无防了……

杀良将，坏长城，缩防御，甚至连胜仗都变出了百年之患，朱祁镇，真是太有才了。

　　第三个问题:官风。

请注意，这里讲的“官风”，并不完全指腐败问题，腐败不过是表象，腐败的根源，却是明朝整个官场风气的败坏。

说起来，明朝的官场风气开国就很奇怪。朱元璋时代，对百官实行残暴的打压政策，做官的无不提心吊胆，直言犯柬的气节没了（言官除外），大家都小心翼翼说话做事，别犯啥错误就行，能活一天是一天。到了永乐初期，有气节的官员，不是跟随建文帝殉节了，就是被永乐帝株了十族，但永乐帝用人眼光不差，他培养起来的文官，如杨荣，杨士奇等人，都是能臣干才。到了后世仁宣朝，以这些人为核心组成的“三杨内阁”，堪称明朝历史最好的内阁，上梁正了下梁才正，明朝的文官集团，在这个时代可谓最讲气节，也最讲忠义，不管内部倾轧如何，却实在是在做正事。仁宣盛世，正由此而来。

可朱祁镇在位十五年，官场风气如何呢？

三个字:逆淘汰。

所谓大浪淘沙始见金，可也要看个方向问题，如果方向不对，那淘剩下的就绝非金子，而是垃圾。这就叫逆淘汰。

这个逆淘汰的过程，官场是旋涡，奸臣忠臣是垃圾和金

子，皇帝则是这个淘汰过程的操纵者。要是皇帝操纵不了，那也意味着皇权快要完了。

朱祁镇正统一朝，王振专权，大批有能力的大臣遭到贬罢，得重用的要么是胆小怕事的和事佬，要么就是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像于谦这样敢于硬顶王振的直臣，实在比熊猫还稀罕。王振毁朱元璋的祖训，迫害忠臣，百官无人敢言。直到土木堡之变后，王振身死，皇帝被俘，群臣激愤，当廷打死了王振的亲信马顺，酿出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朝堂群殴闹剧。如此可见，正统朝的大臣们，还是有血性的，也有直臣。然而到了天顺朝呢，情况变得更糟了。

英宗复位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大清洗，凡是曾经忠诚于景泰帝的大臣，贬的贬，杀的杀，连忠臣于谦也不放过。凡是参加夺门之变帮助自己复位的，一概加以重用。这里面，前者君子多，后者小人多。把持朝政的是些什么人，也就不难想象了。

更严重的是，经过这几场权力更迭，朝堂上下人人自危，所谓忠义所谓气节统统一边去，大臣们也养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习惯。这以后，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三人相继乱政，培植亲信。曹吉祥的太监儿孙和大臣走狗们，石亨的骄兵悍将们，

还有徐有贞的亲信党羽们，一起把朝廷祸害得乌烟瘴气，上梁不正下梁歪，明朝的官场风气，那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后来曹吉祥叛乱，曹吉祥的儿子曹钦率乱兵围攻皇宫，得知消息的恭顺候吴瑾和怀宁候孙樘等人情急之下四处求救。按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株之，可京城的各部大臣呢，打死也不出头，坐看两边打得热闹。做皇帝做到这一步，朱祁镇也真叫失败了。

从英宗复位，到后来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三人争权，再到天顺五年曹吉祥举兵叛乱，明朝的官场就一个字:斗！尽管斗到最后，坏人总算得了恶报，但是官场风气的败坏，还有奸党的盘根错节，却都已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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