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等人都一致公认该书是部“实录”。班固曾强调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这基本上成了学术界评价《史记》的主流。所以作为正史之首的《史记》，其内容往往是史家们、学者们考证史事和研究历史问题的权威性材料。再加上有关秦始皇的事迹，—般只是多见载于《史记》一书，其他的书籍对此记载甚少；因此很自然地，《史记》中这方面的材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会特别高。

　　第三，人们对《说苑》中某些史料的价值认识得不够。《说苑》—般地被人看作是杂史，所以从整体而言，此书的史料价值及学术地位是大大低于《史记》的。其实，《史记》的材料固然可靠可用，但不能说都绝对可靠可用；也不能说有了《史记》的材料就可以完全摒弃任何其他材料了。从实际讲，秦始皇一生事迹有那么多，司马迁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中完全不漏删口以记述。其对某些事情有所忽略不加记，甚至是有意识地不记，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不能把被司马迁忽略未记的某些事都—概认为是不可信。《说苑》主要是刘向取用朝廷秘藏档案、书籍写成，原该值得重视。正如研究《说苑》一书富有成就的某学者所认为:“《悦劾的

取材，十分广博……其中十之／＼九，还可在现存典籍中探讨源流，互相参证。但有一部分却是早巳散佚，文献无徵，只靠《说苑》保留它一点遗文琐语了。与他书互见的，可以参验比校:供我们考证勘定之用；所仅存的放失旧闻，就更值得珍视了。”此话讲得颇合理允当。应该承认，《说苑》书中不免夹有—些可列为是有问题的内容，它们往往多是年代较为久远的史事，由于辗转相传，才令史事走样以至失实。而西汉与秦始皇时代距离不远，西汉人所记述的秦始皇事迹，一般而言，该不会有较大的走样与讹误。再说西汉后期的人对秦始皇的憎恨感不会像汉初人那样强烈，人们在一定的场合下提及并且认可秦始皇的某些具有善行性质的行事，是正常的。所以刘向在编撰《说苑)时就用上了这则材料。总之，《说苑·至公》中那则关于秦始皇事迹的内容，应该是司马迁写史时所遗漏或有意不用的内容，甚至可能是司马迁所未曾见的内容，实在值得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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