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空印案，指明代洪武年间因空白盖印文书而引发的一起著名案件。这个案子在当时为震动一时的大案，而在贪污腐败并不鲜见的当今社会也因其带有重典惩贪的色彩而常被人们所提及。

不过，这件案子在惩贪方面并没有多少成效，至多是君主猜疑个性的又一次滥用罢了。当时有一个叫郑士利的生员，他说朱元璋欲严惩空印者，是因为“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明史·郑士利传》）。其实这里说得是客气了点。很多史料记载，朱元璋发现了盖印空白文册的事时，反应是“盛怒”，为什么呢？

因为他“以为欺罔”。“欺罔”这两个字，不仅仅可以解释为空印者持空印文书欺罔百姓之意，更可以解释为空印者轻视皇权，也就是朱元璋的权威，私下偷懒，擅自盖印。后一解释可能更贴近朱元璋的心理，因为关于空印案的不合理、不合法和它的坏处，郑士利上书朱元璋，讲得是非常清楚了，而朱元璋的反应仍然是“大怒 ”，根本不听劝，怀疑郑士利背后另有主谋，反而将郑士利罚去劳改了。这种对郑士利的猜疑，也正是郑士利以一个普通生员的身份上书皇帝指斥时事而触怒了朱元璋的一种反映。

空印案的原委是这样的。当时规定，各地都需每年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账目，所有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才可结项。只要数字有一丁点儿对不上，整个文册便被驳回，重新填造，而且必须重新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因往来路途遥远，派员都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印信的空白文册，以备不时之需。这本是上知下晓的一种习惯性做法，也从来没有哪个中央衙门发布命令禁止过。但是，偏偏皇帝朱元璋不晓得。忽然有一年他发现了这个公开的秘密，大发雷霆，便严惩所有他认为有干系的地方官吏。当时最有名的好官方克勤也被牵连在内而死去。方克勤的儿子就是后来因反对燕王朱棣篡位而被诛十族的“天下读书种子”方孝孺。

众所周知，明代洪武年间发生了许多大案，以十三年的胡惟庸案、十八年的郭桓案、二十六年的蓝玉案最为知名。有人加上空印案，号洪武中四大案（如孟森《明清史讲义》）。然而，其他三案发生的时间清清楚楚，没有异词，只有空印案发生的时间却存在不同说法。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张传玺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纲》都说空印案发生在洪武九年（1376）。这是两本较早的大学历史教材，使用非常广泛。近年

新出的樊树志《国史概要》却认为空印案发生于洪武十五年（1382）。这是一本带有个人风格的教材，在大陆与香港深受好评，也多次印刷。这三套教材的编写者都是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史学专家，而对于这样一件大案所发生的时间却记载歧异，不能不令人迷惑。（汤纲、南炳文合著《明史》、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朱元璋传”均持十五年说。）

空印案发生在明太祖的手里，关于他的传记也应有所记载。有关朱元璋的传记，最富盛名的莫过于明史专家吴晗的《朱元璋传》。这本书吴晗曾经有过四次修改，前后经历了二十年，在史料上当是精益求精。现在通行的就是最后一次的改本，这个改本由两家出版社印行多次，坊间均可见到。在这本传记里，吴晗指出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是在洪武十五年。这可能就是空印案十五年说的来源。查手头常用的《辞海》（1989年版，1998年第17次印刷，印数近98万），有“空印案”词条，就写明发生于洪武十五年。（1999年版 2002年印《辞海》同此。）《辞海》中“空印案”条文很可能是参考了吴晗的《朱元璋传》。从一个用词上可以得到说明。当时，户部要考核的名目，据《明史.郑士利传》是“钱谷册

书”。在比《明史.郑士利传》更早的方孝孺所作《叶伯巨郑士利传》（以下简称《叶郑传》，收入《逊志斋集》四库本）里，这个名目作 “钱谷策书”。二者记载应该是相同的，但《朱元璋传》里则说是“钱粮、军需等款项”。“钱粮”约等于“钱谷”，“军需”是否等于“册（策）书”，就很可疑。（郑士利的上书中，先言“考校的策书是两骑缝印，并不是一纸一印可比”，又言“钱谷之数必须府必合于省，省必合于部，所以很难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官吏们往返户部与省府之间，“待策书既成而后用印”，势必耽误时间。在策书上盖印，可见策书或册书就是指登载钱粮的文书，户部要考核的也就是钱粮的数字，跟军需是没有关系的。）在《辞海》以及前面所提及的《中国古代史纲》、《国史概要》里都说的是“钱粮、军需等款项（事）”。由此，可以看得出吴晗《朱元璋传》的影响。

吴晗在叙述空印案的时候，也注出了材料来源:“《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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