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几点结论

总结魏晋南北朝的多立皇后和不立皇后，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首先，多立皇后，或不立皇后，其主要原因都在于排除外戚势力。如前所述，尽管多立皇后和不立皇后还有比较复杂的缘由，但二者却都有裁抑外戚的明显意图，这就充分说明压制外戚才是其中主要目的。而所以要压制外戚，则显然是吸取了两汉外戚专权的历史教训。两汉时期，外戚专权连绵不断，不仅统治黑暗，甚至导致王朝倾覆，酿成了极其惨痛的悲剧。以东汉为例，史书便总结说：“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后汉书·皇后纪上·序》）这对于继起的三国曾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所以魏文帝才会断言“妇人与政，乱之本也”，并严厉规定：“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而东吴皇后潘氏，仅以孙权病危询问吕后临朝之事，便被警觉的近臣或嫔妃勒死——“权不豫，夫人使问中书令孙弘吕后专制故事。侍疾疲劳，因以羸疾，诸

宫人伺其昬卧，共缢杀之，托言中恶。”（《三国志·吴书·妃嫔传》）及至西晋，由于惠帝昏愚，贾皇后又专断擅权，终于引发八王之乱，这就更使统治者认识到外戚专权的危害和恶果，也促使他们采取各种措施来排除外戚势力。多立皇后，或不立皇后，实际就是这些措施的两个突出事例。

其次，就效果而言，多立皇后对于压抑外戚的作用明显不如不立皇后。因为多立皇后实际是以增加外戚的方式来削弱原来的外戚，这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外戚专权问题，而且还往往造成更大的朝廷内乱。更何况，即使原来被立为皇后的外戚受到某些削弱，他们的势力也大多没有消除，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东山再起。杨坚就是一例。他在宣帝宇文赟死后，便利用外戚身份迅速掌权，并最终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加之多立皇后与礼制严重冲突，除了昏君和暴君，绝大多数皇帝都不可能采用这种做法。其作用自然也就微乎其微了。

而不立皇后，则是通过减少外戚来防止外戚专权。它在具体操作中还严格限制外戚的官爵，禁止外戚辅政，不仅从根本上避免外戚专权，同时也有效降低了外戚的权力、地位和名望。再加上其他相关措施，这就极大地排除了外戚势力。

从东晋、南朝来看，除了东晋褚太后和陈朝柳太后（柳太后，名敬言，宣帝皇后，后主即位，尊为皇太后。据《陈书·皇后传》记载，由于“后主病疮，不能听政，其诛叔陵、供大行丧事、边境防守及百司众务，虽假以后主之命，实皆决之于后。后主疮愈，乃归政焉”。）曾临朝听政外，在这一时期也确实没有强大的外戚势力。而且即便是太后临朝，也没有出现严重的外戚专权。以“聪明有器识”的褚太后为例，她在哀帝、废帝和孝武帝年幼时称制，曾重用名臣谢安，委政权臣桓温，并善于平衡朝中各派，且诸帝成年后便立即归政（参见《晋书·后妃传下》）。这与北魏冯太后和胡太后的专权显然是大相径庭。

再次，多立皇后或不立皇后也体现了不同的统治方式和文化特点。从多立皇后看，除了始作俑者的孙皓，其余均为十六国和北朝的皇帝。他们都是汉化的少数民族，而且不是暴君就是昏君。故尽管他们在多立皇后时曾引经据典，但实际上却根本不把中华传统礼仪放在眼里。以宇文赟为例，武帝宇文邕在位晚年便特别诏减后宫，认为“刘、曹已降，等列弥繁，……本由嗜欲之情，非关风化之义。朕运当浇季，思复古始，无容广集子女，屯聚宫掖。弘赞后庭，事从约简。可置妃二人

，世妇三人，御妻三人，自兹以外，悉宜减省”（《周书·武帝纪下》）。根据“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宇文赟至少也应该有所收敛。但他继位后却仍然多立皇后，广纳嫔妃，没有丝毫顾忌。可见他们完全是为所欲为，根本不受传统礼仪的约束，更不考虑后果。这就充分暴露出他们迷信武力、忽视统治方法和文化建设的缺陷。反之，从不立皇后看，则均为东晋、南朝皇帝，甚至大多是开国皇帝。他们虽然也有专制、残暴和荒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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