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子贡是孔门弟子中之最杰出者之一。
　　端木赐死于齐国。死后至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孔子的学生子贡，姓端木，名赐，子贡是字。卫人，少孔子三十一岁，善于经商。孔子说他：“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子贡不做官而去从商，猜测行情，竟每每猜中。他是七十二子中最富有的人，史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收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子贡故事一例
　　人的才能和德行，自古以来就少有能十全十美的，人如果有长处，也必定会有短处。倘若用
　　其长处去弥补短处，那么，天下将没有人不被使用；倘若苛责人的短处而舍弃其长处，那么，天下人都将被弃而不用。再加上人的感情各有爱憎，旨趣各有同异，即使是象伊尹、周公这样圣明的人和象墨翟、杨朱这样的贤能者，如果去征求众人对他们的意见的话，谁能免去受讥刺和遭疑忌呢？
　　子贡向孔子问

道：“乡里的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不行啊。”子贡又问：“乡里的人都憎恶他，这个人又怎样呢？”孔子说道：“也不行啊。最好是乡里的好人都喜欢他，而乡里的坏人都憎恶他。”这是因为君子和小人的意趣定相反，小人的憎恶君子也就象君子的憎恶小人一样。要想究明真实的情况，取决于慎重地听取反映。听取君子的话，就废止了小人的邪道；而听取小人的话，君子的正道就会消亡。
　历来的中国文人大都是孔孟之徒。作为传统文化支柱的孔孟儒学的价值观是“重义轻利”，义利之辩是君子小人之分水岭。《论语》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也。

　　孔老夫子有时也老实得很可爱，说他自己也不排斥金钱。《论语·述而》里记有“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我所好。’”旧注云：“执鞭，贱者之事。设言富若可求，则虽身为贱役以求之，亦所不辞。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则安于义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意思是说，他认命，不去强求，强求就有背义理，徒自取辱，即丧失了人格。看来孔子还是很“中庸”的。

　　然而后世文人，不论是真廉洁还是假清

高，遇到与金钱相关时，就有某种感情障碍，要特别矜持、渲染一番；有些表态还影响社会的视听，成为舆论关注的所在。在史传和各种载籍中留下不少故事，或为佳话，或为丑闻。
旧时文人瞧不起商人，因商人孜孜为利，精打细算，在金钱上十分抠门。文人自矜清高，斥商人曰“市侩”，连对并不经商但财物上斤斤计较的人，也以“市侩”称之。

　　

　　还有个根本原因是中国以农立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历来“重本轻末”，农为本，商为末，因此士、农、工、商四民，商排为最低等级。既然经商者地位低下，士大夫自然要贱视之了。

　　“四民”的排法大概是从汉代才确立的，《谷粱传成公元年》谓：“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那时商并不排在末位。直到西汉，《汉书食货志》才确定：“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商降到了末位，从此卑微了。
而在先秦，士大夫下海经商并无不光彩感。孔夫子的高足弟子端木赐即子贡，便是很精明的商人。

　　子

贡是孔门十哲之一，“言语”科的代表人物，孔子以“瑚琏”（《史记集解》引包氏语，说“瑚琏”是“宗庙之贵器”）许之。看样子他是一面求学一面做买卖的。《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安贫乐道，老挨穷；子贡则为命运抗争而经商，行情看得很准。孔子的话并无责贬之意，可见那时对经商并不贱视。

　　子贡经商致富，还对孔子大有帮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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