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熊瑾玎一起“生活”了３个月，朱端绶看出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真诚可信的人。其实，当熊瑾玎选定朱端绶当助手时，周恩来就极力促成他们“假戏真做”，于是便有了陶乐春菜馆中秋赏月的那桌酒席。



　　不久，朱端绶又承担起秘密交通员和洗抄药水文件的工作。这些文件都是苏区送给党中央的。当年，虹口英租界的湘发泰酒店、法租界亚尔培路的亚泰酒店等都是熊瑾玎设立的秘密联络站。开酒店的是长沙的进步青年。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酒店就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站。苏区来人只是留信在店里，信封上写有“熊泰儒”、“熊觐庭”、“朱瑾思”等名字为暗号。朱端绶时常到这几个地方转一下。文件取回后，她用明矾水洗抄出来，交给党中央负责同志。她还经常到毛泽民任厂长的集成印厂，送文件去印刷，然后取回来，供中央政治局开会用。她也时常到钱之光的绸布店送取文件。



　　朱端绶到上海时只有２０岁。在这个花花世界里，她竟没有看过一场电影，逛过一次马路，甚至没照过一张照片。她只知道如何保护好党中央的秘密机关，做好交通工作。由于工作细心，防范周密，福

兴商号在血雨腥风中安然存在了三年多的时间。



　　１９３１年４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６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中央领导层接连出现叛徒，使党中央难以在上海继续坚持战斗。当年，党中央在上海设有若干个联络点，熊瑾玎和朱端绶负责的秘密机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几乎都认得他们。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之前，特别交代特科的同志，要保护好熊瑾玎夫妇的安全。熊瑾玎和朱端绶在上海隐蔽了一段时间后，先后撤到湘鄂西苏区。





她靠小酒店的微薄收入，养活了一家５口，还照顾着狱中６位同志。“我虽然受了这些苦，我是心甘情愿，因为我革命。”



　　１９３２年９月，湘鄂西苏区的斗争失败。朱端绶与熊瑾玎、谢觉哉等人撤退到洪湖的芦苇荡里，历尽千辛万苦，才得以脱险，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他们在上海开了一家酒店借以掩护身份。临时中央分配熊瑾玎负责内部交通。朱端绶因有孕在身，暂时看守机关内务。熊瑾玎把在湖南老家的大儿子熊侃文叫到上海

，帮助经营酒店。



　　南昌起义失败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贺龙的结发妻子向志德及家人来到上海。她的住所曾是党中央的秘密联络站。党中央撤离上海后，向志德及家人的供给来源就中断了，家里的东西都当光了。一家人搬到徐家汇眉寿里１６２号一个理发店的楼上栖身。直到熊瑾玎再度回到上海，向志德家的生活费才有了保证。



　　１９３３年４月８日清晨，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特务和法国巡捕破门闯入向志德家，将在家的人一一捆绑，押上囚车。敌人还在理发店周围布下暗探。上午１０时，熊瑾玎打扮成医师去给向志德送生活费，中了埋伏，被特务扭送到巡捕房。



　　正在家中“坐月子”的朱端绶，不见熊瑾玎回家吃午饭，便让熊侃文到理发店探听消息。熊侃文跑上三楼，被敌人逮个正着。直到晚上，仍不见熊侃文归来，朱端绶感到问题很严重，便向党组织作了汇报。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朱端绶立即开展营救工作。她找到宋庆龄，请来史良、董康、唐豪等著名律师，为熊瑾玎及贺龙家属辩护。

　　第三次开庭很关键。党组织要朱端绶在开庭前随史良去候审室会见熊瑾玎，看他有什么话要交代。不料，朱端绶随史良到场时，已经开庭，她们只好在候审室里焦急地等候。闭庭时，熊瑾玎正好从候审室门口经过，朱端绶一眼看见他，赶紧走上前，没等开口，却被跟在后面的叛徒徐锡根看到了。



　　徐锡根曾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负责工运，见过朱端绶。徐锡根喜形于色，总算逮着一条“大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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