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绶拿起一块蛋糕打到他的脸上。徐锡根嘻皮笑脸地拍拍她的肩。朱端绶顺手打了他一个耳光：“你这个坏蛋，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还诬告我！”朱端绶主动向徐锡根进攻，指骂他是贼坯子，是坏蛋，是流氓，是害人精……徐锡根用力一甩手，恶狠狠地说：“就算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总有人知道，你等着瞧！”



　　为了掌握朱端绶“通共”的证据，巡捕押着她去找自己的住处。朱端绶故意装糊涂，找了半天，仍然不知东南西北。巡捕气急败坏地提起皮鞭抽打她，可依然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无奈之下，巡捕又将她押回巡捕房。朱端绶的案子经过８个月的调查才判决。因缺乏证据，不得不将她无罪释放。



　　这时已是１９３４年初，上海党组织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朱端绶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手里没有钱，自己和两个女儿都饿得骨瘦如柴。而饱受牢狱之苦的熊瑾玎患有肺病需要营养，牢里的向志德一家和邓中夏的妻子李英（即夏明）等同志也需要时常送些日用品和饭菜。朱端绶在敌人屠刀前没有畏惧，更不会被眼前的困难吓倒。她把父亲和妹妹朱慧从长沙老家接到上海，又向老乡借了些钱，在法租

界开了一个小酒店。姐妹俩起早贪黑，除想方设法卖酒外，还做一些猪头肉、卤猪肠、盐水花生米等酒菜。辛辛苦苦地忙碌一天，只能赚到一两块钱。家里有３个大人和２个孩子，监狱里还有６位同志，朱端绶每个星期送两次菜和书报给熊瑾玎；每月去看关在监狱的难友，送些食品和日用品，日子过得苦不堪言。朱端绶在自述中写道：“我虽然受了这些苦，我是心甘情愿，因为我革命。”



　　经过长达４年多的官司后，熊瑾玎仍被反动当局判处８年徒刑。１９３６年，朱慧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熊瑾玎夫妇在上海的工作和表现。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派毛泽民、钱希钧夫妇前往上海，设法营救熊瑾玎。饱尝４年零５个月铁窗之苦的熊瑾玎终于获释出狱。



　　熊瑾玎是《新华日报》的总经理，监视报馆的国民党军团长竟是他的三儿子。周恩来派朱端绶去做统战工作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１日在武汉创刊。同年１０月，因日军进攻武汉，被迫迁往重

庆。抗战时期，熊瑾玎一直担任《新华日报》的总经理。朱端绶起初负责外埠发行，后来又担任会计科长。



　　在国统区办报，要冒很大的风险。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同意《新华日报》出版，实际上却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阻挠和刁难：限制发行量，砸抄营业部，拘留报童，封锁纸张来源……国民党第二○○师的一个团就驻扎在报社上面的虎头岩，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新华日报》。



　　说来也巧，这个团的上校团长正是熊瑾玎与前妻的三儿子熊笑三。熊瑾玎是公开的共产党员，无法进出熊笑三的团部。周恩来决定派朱端绶去做熊笑三的统战工作。



　　在认识熊瑾玎之前，朱端绶就认识熊笑三。大革命时期，他们同在长沙读书。“五卅”惨案发生时，湖南长沙掀起规模空前的反帝怒潮。朱端绶曾和第一师范的熊笑三等人组成宣传队，到农村演戏，唤起民众。后来，熊笑三报考黄埔军校，走上行伍之路。



　　当熊笑三得知山下《新华日报》的总经理正是自己的老父亲时，也很为难。他曾对上峰和同

僚说：“我没有父亲，只有一个远房叔父，２０多年不见面了。”可作为儿子，又不能不尽孝道。１９３９年除夕前，熊笑三的团部杀了猪。他让勤务兵将十多斤猪肉送至鹰嘴岩，托人转给报馆。朱端绶利用这个机会，决定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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