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的安排以及他的威德，另一方面收回汉朝的印绶，改发新朝的印绶。贬低封号的做法和钦差大臣傲慢的态度，引发边地部落的普遍不满，在西北、华北和辽东等广大地区都燃起了战火，激起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为应付战争，王莽大量募集丁男、罪囚和奴隶等，充作战争的先锋；为了战争，王莽下令征收新税，全天下的人都要交纳自己资产的三十分之一充作军费。各级官吏就更惨了，不但要纳军费，而且要按照官阶等级保养军马。许多官宦和百姓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新朝对少数民族的战争，造成了中原疲敝，海内虚耗，骚乱四起的严重后果，它是新莽政权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莽的新朝，本来给许多人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但是，“王田制”、“私属制”的失败，农民开始起义；“五均”、“赊贷”、“六管”政策的失败，小工商主也参加到起义队伍中来；由于“五均”、“赊贷”、“六管”政策同样损害了商贾和高利贷商人的利益，这些人也站到了反对王莽的对立面；新朝对于少数民族的战争，把越来越多的人逼上了梁山。



带给无数人希望的王莽改制，又给无数人带来了绝望。作为

王莽统治基础的上层豪强与无市籍的下层豪强，也渐渐离开王莽。王莽废汉诸侯王为民，刘姓上层豪强不满加剧，大封新的公侯过多过滥，又无钱奉养，有些新贵甚至为人佣工度日，下层豪强也怨恨不已。又没收官吏财产五分之四充公，允许奴婢告发主人，地主阶级也愤怒了。王莽统治彻底失去了统治基础，只有败亡一途。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民大起义爆发了。起义最初从西北边境的五原、代郡一带爆发，然后迅速传遍全国。当时的农民起义就如



王莽所说，江湖海泽就像乱麻沸汤。其中，最重要的起义就是绿林、赤眉起义。公元17年，南方荆州地区闹饥荒，饥饿的农民就成群结队的到低洼的沼泽地中采集草根野菜充饥。有时，饥饿的人群为了争夺充饥的草根和野菜而发生摩擦，甚至是大规模的冲突。其间，新市人（今湖北京山）王匡、王凤逐渐建立起威信，被人们推荐为首领。他们在绿林山（今湖北当阳县东北）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反抗旗帜一经举起，四面八方的人就如潮水一般涌上了绿林山，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绿林兵”。21年，王莽的荆州牧率领两万人马，浩浩荡荡前来剿灭绿林军，不幸的是，剿灭者反而被剿灭了。于是，绿林军士气大振，

威名远播。22年，绿林山发生瘟疫，人死了一大半。为了获得生存，绿林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号称下江兵；另一路由王凤、王匡、马武率领，号称新市兵，转战别处。



与此同时，北方山东地区也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起义。公元18年，琅琊人樊崇自称“三老”，率领一百多贫苦农民起义，进入泰山一带。无以为生的饥民纷至沓来，在泰山地区迅速聚集了一万多人。由于樊崇的勇敢善战，徐宣、谢禄、杨音等领导的起义队伍都纷纷加入到他的队伍中，联合作战。22年，樊崇击杀王莽所遣大将景尚。愤怒的王莽又派大将军王匡、廉丹等率精兵十万之众前来剿灭起义军。为了与官军相区别，樊崇命起义军将眉毛染成红色，所以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大败王莽军，王匡败走，廉丹被击杀，赤眉军人数迅速增至数十万。



除了绿林军、赤眉军外，新朝大地上还有像“乱麻沸汤”一样成百上千支的大大小小的起义军。这些起义军的主力，大都是被暴政逼上梁山、无以为生的广大农民。他们没有自立政权的意愿，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严明的纪律，没有起义的纲领，他们有的只是填饱肚子的愿望

，只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生存之道。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意义，西汉末年、新朝时期的农民大起义的作用依然是巨大的，起义军所到之处，剥削者受到审判，濒于死亡的灾民得到赈济。当然，起义的积极意义同样不能掩饰农民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他们并不能真正解救自己，要么被镇压，要么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新朝时期的农民大起义，同样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它成为野心家、世家大族刘秀改朝换代的工具。刘秀兄弟二人是南阳的豪族地主，同时也是大商人。他们是汉高祖的九世孙，汉景帝的



后裔。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野心，他们与新市、平林军合伙共举义旗。不过，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平林军队伍里已经先于他们钻进了一个野心家，这就是刘玄。刘玄是刘秀的族兄，没落贵族。在他们的共同组织和领导下，起义队伍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和组织性大大加强，斗争目标更为明确。但是，他们的加入，也使起义队伍成分复杂化，农民起义性质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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