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儿，我才15岁，根本没有考虑过谈恋爱的事。你伯伯比我大6岁，他立志振兴中华，献身救国事业，而且抱定独身主义。后来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与觉悟社的郭隆真和张若名同行，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都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要结婚的话，他和张若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周恩来接着对秉德说：“开始我们的确不错，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但是，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为参加政治社会活动，遭到法国警察的几次跟踪和盘问。她自己感到十分委屈和不满，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后，她最后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党组织，专心读书，以期学成后回国效力。然而，我认定的是马克思主义，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要准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生伴侣，也理所当然是志同道合的，经得起革命艰难险阻考验的战友。这一点，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向你七妈频繁通信，还求婚。”







周恩来这一段发自内心的话把他与张若名分手的原因说得很清楚。因为在

周恩来的心目中，当一个人决定投身革命后，无论自己受到多大委屈、多大风险都要坚持斗争下去，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





根据一些零星史料，如果从张若名这一方面考虑，也确实难为她了。张若名出生在河北清苑县一个地主兼官僚的家庭。她在天津投身五四运动后，就十分勇敢地冲在了运动的最前沿。她的革命闯劲遭到反动当局的忌恨，还把她抓进监狱，她没有丝毫动摇。在监狱中，她还在思念着外边的同学和战友。但是由于她父母对其投身革命极其反感，曾多次劝说，要她放弃那些“抛头露面”的行为，在学校好好念书。她非但没有接受，却“闹”得更凶，继续为革命奔走呼号。父亲盛怒之下，登报宣布与她脱离父女关系，不再向她提供生活学习费用。她是在“背叛”封建家庭下去欧洲勤工俭学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她还不断遭到党内关于家庭出身问题的审查，尤其是她和当时旅欧的中共负责人任卓宣意见不合，任卓宣还故意把她暴露给法国当局，以“考验”她在政治上的坚定性。这使她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她经过痛苦的思考，作出了痛苦的选择：退出“少共”，脱离政治，专事学问，以期学成后报效祖国。但此举又不符合

周恩来的择偶标准，最终导致他俩分手。





挚友情





周恩来对于与张若名分手这件事曾对侄女周秉德说：“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1928年，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国内一片白色恐怖，他的行踪高度保密，但途中仍曾被日本水上警察跟踪盘查。他参加大会后返回国内时，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绕道欧洲。周恩来到法国巴黎后去找了张若名。他告诉她，他已经和邓颖超结婚，他代表邓颖超问若名姐好。她告诉他，自己虽离开了革命队伍，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仍然愿意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并表示决心，要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

，张若名和丈夫杨堃一起离开北平中法大学前往昆明，除了昆明大学校长熊庆来希望杨堃去该校执教外，也有人说张若名有出于“避嫌”的原因：她的初恋对象，一直和她保持着亲密朋友关系的周恩来率领千军万马就要进城了，以后如何相处呢?还是离得远些好，于是，他们举家南迁昆明。但是，她曾对周恩来盟誓一样地说过，她将永远不背叛共产党，永远保持一个革命者的精神状态为国家工作，而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的这一阴影却始终笼罩着她。她只能时时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期望自己永远当一个革命的“左派”。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他利用这一机会，到云南大学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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