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3年，张衡特别上奏章揭露图谶的虚妄，明确提出反对图谶、禁绝图谶的主张。充满神学迷信内容的谶纬是东汉王朝的国典，如果有人反对图谶，也就等于说反对汉朝的皇权，就会被统治者认为是“非圣天法”，就会遭到压制和迫害。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之下，想革故出新，张衡的仕途顺遂梦注定只能是空中楼阁。



　　张衡以科学上的成就而名垂史册，但是他彼时的身份却应该是为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一介官员，但他“聊朝隐乎柱史”，单单致力于科学这一“屠龙”末学，如此作为，张衡是不是真有点舍本逐末、不务正业了呢？



　　其实，张衡“聊朝隐乎柱史”的真正目的还在于“且韫椟以待价”（《应间》），所以他在履职太史、潜心候风地动仪之时，仍不忘政治上的进取。这期间他曾多次上书：做《应间》的同时，即上《顺帝封事》，永建五年（130年）上《陈事疏》；阳嘉元年上《论贡举疏》、《请禁绝图谶疏》，二年上《京师地震对策》、《论举考廉疏》。这些策疏大都言辞犀利，用语直率，有时甚至直接批评皇帝。大概是张衡这些切直无掩的疏谏终于使顺帝发现了这个多年

滞留史官的张衡颇具政治才能，于是将他提升为侍中，其职能是“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即做皇帝的高级顾问。



　　有一次，顺帝问张衡，当今天下人最痛恨的是谁？宦官们怕张衡说出自己，都用眼睛瞪着他，张衡只好“诡对而出”，但宦官“恐终其为患，遂共谗之”（《后汉书·张衡传》）。这个事情对张衡震动很大，也使他左右为难：任凭宦奸为非作歹却只能缄默不语、志意相左；我行我素，又难免有危险加身。



　　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张衡需要求得心理平衡，找到继续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思玄赋》就是他内心从矛盾—平衡—选择—再到新的平衡的真实展现。他在赋中既抨击了“珍萧艾于重笥兮，谓惠芷之不香”的反常世道，也抒发了“奋余荣而莫见兮，播余香而莫闻”的深沉浩叹，同时也表现了“恫后辰而无及”这生不逢时的苦闷，而且还露出了“畏立辟以危身”的危惧心理。他希冀进取，现实不允许；消极自沉，有悖于心志。痛苦至极，他曾想学仙远遁，然而强烈的入世精神又把他拉回现实。他也曾一度求之于命运，但命运只能帮人解脱，却不能助人重振自我。然而，自我实现理想

的执着追求终于使他对传统命运观进行了积极的改造，从中找到了新的精神支柱。他认为命运虽然难知，但命运却统属于天，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只要自己处义行仁，必不会有灾祸加身。消极的宿命论在张衡那里变成了积极的有命论，“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他实现了新的心理平衡，决心“共夙昔而不贰兮，固终始之所服也”，以循道为务，决不向现实妥协，这成为他晚年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



　　永和元年（136年），张衡出任河间相。这时的河间王是章帝的孙子刘政，他骄奢无束，不遵典宪，且河南又多豪强，共为不轨，是个很难治理的地方。张衡所以被委任此相，可能是朝中权贵怕他留朝于己不利，企图借此置张衡于死地。但是张衡已经在心理上体认到惩办豪强上符天理，中遵典宪，下合人情，定会得到上天的福佑。因而他把这最后的从政理民当作实现政治理想的大好时机，“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后汉书·张衡传》），成为一个政治家。三年后他请求致仕，但未获恩准，被“征拜尚书”，当年，这位62岁的老人寿终于任上。

　　带着对仕途的疲惫，带着对故土、对科学未完的眷恋，这位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走了，逝者如斯，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科学精神，即不屈的追寻，追寻人对自然的超越和主宰，让人类从此不再受灾难牵连，让世界从此太平安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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