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风雨如晦，杀气阴森。戊戌变法失败了，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等“六君子”在这里引颈就戮。



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就此落下苍凉的帷幕。当“戊戌六君子”就义之日，京城万人空巷，围观民众水泄不通。可众多的阿Q们怀里揣着的，却是蘸血的馒头。行刑过程中，围观的市民百姓纷纷叫骂：““乱臣贼子，书生狂徒，割了他们的舌头！不好好读圣贤之书，跑出来祸乱人心！”看热闹有的等不及了，嚷嚷道：“快杀快杀，别磨磨蹭蹭！”当六君子被逮捕审判时，许多此前与他们有来往的京官噤若寒蝉，多所避忌，就连他们的亲友故旧也深恐株连自己，吓得多日闭门不出。



一场初衷即为富国强兵、为民谋利的变法运动，最后演变成无人喝彩的政治独角戏。维新派与一般民众的隔膜之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最后甚至成为一种敌意。



多年来，针对中日这两场变革结局为何天壤之别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我们只需追根溯源，简单地对比分析指导这两场变法的精神“教主”，——康

有为和福泽渝吉，看看他们在个人背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也许就能对中日迥异的近代化道路一目了然。



在日本今天流通的1万日元的纸币上，赫然印着一位目光如炬的男人头像。他就是带来启蒙曙光的“日本伏尔泰”福泽渝吉。他那句发聋震聩的名言“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1872年，他发表了轰动全日本的《劝学篇》。福泽渝吉毫不留情地给日本人以当头棒喝：“试看今天日本的情形，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那么什么是“文明的精神”呢？“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他猛烈批判旧道德伦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把个人的独立看作是国家独立的基础，认为只有具备独立人格和精神的人，才能关怀国事，承担国家兴亡之责。福泽只想证明一个观点：人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就要“自觉为人”。



这本书创造了当时的日本罕有的发行量，并成为学校的教材。他后来的另一本书《文明论概略》，则系统论述西方文明的先进，日本文明的落后，号召日本向近代文

明进军。这些启蒙思想被日本民众所信奉，在以后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主要思想推动力。



在维新变革的思想启蒙和理论准备上，中日双方的差距可谓天壤之别。



康有为在理论指导上的局限，从其“托古”以“仿洋”用来指导变法的精神宣言《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也可见一斑。这两部书都可谓是空前的“翻案”与“革命”，诚如梁启超所言如同“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但康有为没有提出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仅就学术观点而言，也是重权威而轻实证，坚信念而少质疑，强主见而略客观。他在这两本书所作的考据漏洞百出，提出的观点片面偏激。连帮助他写《新学伪经考》的梁启超都觉得他的老师过于武断，为了作出有利于自己的结论，而不惜漠视不利的证据，或者故意曲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翁同龢阅读此书后说：“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学术不正引发人品不端的联想，继而使人们对康有为改革的动机产生了怀疑。在风气未开的维新之初，太多的争论引起太多的混淆与疑惧，徒然增加了意识形态“正邪”之争的份量，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甚至转移了问题的中心——变

法，使得改革者失去了广泛的支持者和同盟军。戊戌变法最终演变为改革精英的独舞。



环境迥异，见解不同。在对待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找出康有为与福泽喻吉在中国文化心态与日本文化心态上的根本分野，甚至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真正障碍。



只有精神站起来的民族，才有可能真正强大。日本的现代化改革一开始就对已然落后的儒教进行了全面清算，最终落脚于对西方价值观的全面认同，而中国的改革却始于对传统的拼死捍卫。康有为始终无法摆脱传统加之于他的烙印，也就注定不可能真正意识到封建制度的弊端，他的目的仅仅局限在解决中国之内忧外患，即便这样还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于真正要把千百年来的帝制废除，在康有为的承受范围里是不可想象的。康有为的文化思想是中西文化融贯的首次尝试，是不成熟的，经不起逻辑的推敲，也没能够经得起历史的历练，他要向西方学习，又不

[1] [2] [3] 下一页